陈诚对蒋的政治批评
     陈诚对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屡有批评，主张“根本改革党政”；对许多政府官员、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事例，甚至点名道姓的批评，因此引起蒋的不满。蒋责备陈诚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说“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并警告陈诚要“切思而自反”（《函电》第77页）。蒋不仅多次批评“辞修器量狭窄”，在1947年3月的日记中甚至写有非常激愤之语，如“所可痛心者不仅外人以冷眼观吾国，即战高级将领如辞修者，亦莫不对政府经济政治各种重大之政策，动辄猜疑与诽谤，其失却自信心类皆如此者，不胜痛愤”（《蒋介石日记》1947年3月28日）。但陈诚依然故我，同年8月他以参谋总长身份接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主持东北“剿共”，实际悲观至极，《家书》中多次坦陈其时局观，称“以现在中央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
     后来，陈诚的批评已由军事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他“现在之推、拉、拖之官僚政治，决无药可救。所谓推者，即凡须负责者，则推之于他人；拉者，凡对于个人有利者，即不要脸的拉；所谓拖者，即既推不了，则以拖延了之。……再如此下去，国家前途真不堪想矣”。陈诚的预计几乎言必有中。从短期看，此后年余期间，正面战场败多胜少，西安、重庆一时人心惶惶。从较长的时间看，1945年中国随国际反法西斯胜利的大局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不过几年，由于“当局”不能“自动改进”，果然有“民众来革政府的命”，蒋介石和国民党很快败退台湾。
     陈诚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属于比较具有政治头脑的人，办事思虑细密，也相对洁身自爱。他确实自视甚高，屡把非中央系的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何健、韩复榘等称为“封建势力”，与孔祥熙、宋子文也有矛盾，对把持国民党组织系统和党务工作的陈果夫、陈立夫非常不满，对蒋介石倚重的特务系统屡加批评，与汤恩伯、胡宗南也存在矛盾。因此，在派系林立的权力网络中，陈诚除了顺从和依靠凌驾于权力网络之上的蒋介石之外，几乎难有立足之地。故陈诚在一些事情的见解上虽然与蒋介石相左，言词上也有顶撞，但绝对少不了向蒋表白，他与蒋“名虽部属，恩深骨肉”，称“蒋先生之爱我望我，虽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所以陈诚虽然多次想“脱离军事与政治”，甚至离开蒋介石，但有多少次辞职和“病休”，随后就有多少次再作冯妇，直至熬到白头。
    （作者袁咏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