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困难时期”可是“困难”死了不少人。但到底“困难”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就不清楚了。如果你告诉人们真相，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而又对毛主席时代无比热爱的一部分人，就会大骂你“造谣”、“污蔑伟大领袖”、甚至“怀有不可告人的阴暗目的”。
     前几天，我在凤凰网博报上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结果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还有不少网友估计是确实不了解那段历史，这种情况下进行质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饿死3000万？权威数据从哪来？臆测和推想以及道听途说？博主你的文章也不完全可靠！”“中国人喜欢‘到此一游’，楼主尤其喜欢‘到此一游’。三千万，那是个什么数字？如果三十万人排成队是上海到杭州的距离，那么，三千万人就是‘哈尔滨’到‘广州’距离的三倍！全国三十个省每省百万，全国三千个行政县每县1万。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全国到处是‘唐山’，举国无处不‘汶川’，每10户要有三人饿死？那么，请王贵成找到他们，如此庞大的非正常人口，可不是那随地可吐的痰，随处可以到此的‘游’。”
     有意思的是名博程江河先生，专门写了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真相探讨》的文章，发在《博客日报》上，“最近又有人在折腾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的问题，笔者就此事已经谈过多次，这里在重复几句。”一句“折腾”就表明程先生对包括我在内之流的不屑，他重复了半天，我才明白他谈过多次的观点是，“因为肌饿，营养不良，导致一些死亡。但是，除去因病正常死亡的人数，真正饿死者却是寥寥无几。在笔者所寻问过的许多老同志中，并未发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呵呵，三年困难时期“困难”死的只是“一些人”，“真正饿死者却是寥寥无几”，而且程先生是经过调查研究得来的结论。想不到，程先生竟然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英雄所见略同”，李副院长在其《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文中，公开否认“大跃进”饿死3000万国人这一历史事实，说“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
     看来，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三年困难时期到底“困难”死了多少人这样一个“折腾”人的问题。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619.92万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万，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
     80年代，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人口》，每个省一本分册，总共32分册。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是2098万，少出生3220万，人口总损失5318万。
     到了九十年代初，两本权威著作对此事件的表述统一了口径。一是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二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 多万”。
     到了二十一世纪，官方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毫无变化，仍然萧规曹随。2011年1月11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以下简称党史 《二卷》）正式出版。在大跃进死人问题上，沿用了20年前的老说法：“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对于官方的说法，毛左们觉着难以接受。毛左巩献田叫嚷道：“大家请看啊！三年自然灾害，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那么三年不就正是3000多万吗？这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和自由化分子们的说法不正好一致吗？”“这可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向全世界公开承认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饿死了3000多万人’！”他进一步推断：“《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作者的这一主观推断，不仅配合了全世界所有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攻击和污蔑，更为严重的是，它数十倍地夸大了党所曾经犯过的而又改正了的错误，它严重地误导了社会舆论，抹黑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抹黑了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求之不得的举动。”“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吗！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射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支毒箭吗！”
     对毛左们的叫嚣，官方立即出来纠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第一、人口减少1000万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不是大跃进全体、也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总数；第二、人口减少数，既包括正常死亡数，也包括不正常死亡数，还包括了出生人口数；第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是最权威的部门。第四，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
     对由于大跃进而导致“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研究，一些学者也在进行。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一些：
     上海大学金辉生的研究结果：3471万。
     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研究：最低为4000万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的研究结果：3546.6万人。
     杨继绳先生历经十余年，跑了12个省的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复印、手抄了几千万字的资料，著成《墓碑》一书，经过多方印证，认为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毛泽东秘书李锐：“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他还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
     国外学者的研究就显得保守多了。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 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根据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杰勒德．卡罗特的研究，认为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2850.9万，有3197.9万人没有出生，人口损失总数为6048.8万。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由上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虽然对于大跃进饿死人数各方并无统一立场，但大体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如果取一个平均数字，正好是3000万，再回头看官方的说法，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吗？而李慎明否认饿死3000万，难道是他认为饿死的人数少了吗？肯定不是，很明显，李慎明的意图是要从根本否认大跃进造成了数千万人口损失的大灾难，在他看来，大跃进即使饿死了人，死的人数也是微不足道“无伤大雅”的，一定不能有损于毛主席“伟大正确”的光辉形象，一定是可以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解释的数字。否则，以堂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又何必对于死亡3000万的数字下“刻意编造”这样严重的指控呢？
     李副院长金口一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是维护住了，可大跃进的受害者就要冤沉海底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在偏僻的农村，死了的自然无法说话，就是活人，也是与文革受难者的复出高官、知识分子无法相比的，没有话语权，又怎么去伸张自己的权利呢。
     于是，对大跃进导致“三年困难时期”死人情况的伪饰基调就此定下。“三千万，那是个什么数字？”三年困难时期“困难”死的只是“一些人”，“真正饿死者却是寥寥无几”，这种“瞒”和“骗”的历史遂得以肆意横行。只是，我们应该明白，这种危害，绝不亚于日本否认侵略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