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编辑部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7篇文章，接下来会陆续推出相关简读经典史书文章，欢迎关注。
    一、鲁国为何能出孔子?
    春秋时代，对中国历史发生最大和最悠远影响的封国，不是五霸，而是一个其小如豆，位于山东半岛泰山脚下的鲁国。它跟齐国紧邻，为了争夺交界处汶水一带农田，不断跟齐国冲突。冲突的结果，总是鲁国吃亏，因为它既小且弱，而且迂腐颟顸，不求进步。
    鲁国是首创周王朝一切文物制度的姬旦的儿子姬伯禽的封国，所以收藏的图书和文献最多，贵族们的文化水准也最高。周王朝的首都镐京(陕西西安西)于纪元前8世纪被犬戎部落攻陷后，图书文献全部失散，只有鲁国的图书文献仍在。它的首府曲阜(山东曲阜)遂成为当时全世界唯一的文化巨城。再加上鲁国从没有遭受过劫掠焚烧的恶运，对周王朝初期的文物制度，保持的也最完整。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是一些周王朝初期所实行或拟定的各种法令规章和各种典礼时使用的仪式程序。——被人总称之为“仪礼”。各国知识分子和知名的文化人，都必须到鲁国亲自查考，才能了解。因为就在纪元前6世纪，这些复杂繁琐的老古董，已无人记忆。

周礼的内容很多，仅只仪式程序这一部分，就有祭礼、葬礼、婚礼、冠礼(男子成年时戴帽子)、笄礼(女子成年时戴簪子)等等，以及阶级性专用的国王之礼、国君之礼、贵族之礼。——没有平民之礼，因为礼只是为贵族而设，不是为平民而设，对贵族才用得着礼，平民根本不被看在眼里，奴隶更不用说了。
    这是一种专门知识，必须专家才能胜任。从事这种以主持典礼为职业的专家，当时被称为“儒家”。他们按照古老的规定，办理各种重要仪式，小自埋葬死人，大至国君访问。国君访问时或国君相见时，通常都聘请儒家担任“宾相”，他的任务跟20世纪结婚典礼时被称为伴郎或伴娘的“宾相”，有点类似，服侍在国君左右，随时提醒国君应该做什么或应该说什么。在普通的贵族场合，儒家则被雇担任司仪、总管之类的职位。我们在此可以了解，儒家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仪式的顾问人员，他们最荣誉的高位是在外交场合，被雇为国君宾相。
    注意“宾相”这个位置，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此——大概到纪元前5世纪的时候，宾相才由纯礼仪事务性的顾问，而蜕变为政治性的宰相;才从临时性的雇员，蜕变为国君专任的高级助理。不过中国正式官称上并没有“宰相”一词，宰相只是民间的口语，历代王朝对它的名称不断改变，有时候更奇形怪状，花样百出。只是为了叙述时比较方便，所以我们自始至终都使用宰相一词，以保持对此一职位清晰的印象。

儒家因职业上的需要，所以对产生“礼教”的那个古代，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情，对于非古代的事物，则加排斥。问题是古不能复，在小场合的典礼上，人们还可以勉强遵守。但在大场合的典礼上，便格格不入，因而产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笑柄和纠纷。
    用一个例子可作说明，纪元前478年，齐国国君齐平公姜骛跟鲁国国君鲁哀公姬蒋在蒙邑(山东蒙阴)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骛向姬蒋叩头(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的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的把头俯下，跟后来必须屈辱的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眼现代社交场合你伸出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点一下头一样。
    姜骛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宾相却引经据典的说：“按‘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
    齐国确实不懂，但他们认为这很屈辱，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到了纪元前474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鄄城东北)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骛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
    鲁国人冥顽不灵，
    多少年都不清醒，
    使我们难以为情，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引起无谓的纷争!
    儒书，即儒家赖以吃饭的书——专门记载古代繁琐复杂礼仪的书。

就在这种浓厚的崇古社会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诞生。孔丘是宋国贵族的后裔，纪元前8世纪九十年代因妻子太美而丧生的宋国宰相孔父嘉，就是孔子的六世祖父(因妻子过于漂亮而引起丈夫杀身之祸的，孔父嘉是历史上的第一人，点击查看相关文章)。孔父嘉的儿子政变后逃到鲁国住下来，遂成为平民。孔丘的父亲孔纥曾在鲁国军队中当一名军官，但他逝世的太早。孔丘是一个遗腹子，在母亲颜征辛苦的养育下长大。
    孔丘年幼时，刻苦地学习儒书，成年后即成为一个十分渊博的“礼教”专家，而且声誉鹊起，后来甚至得到三桓之一的仲孙觉的注意。仲孙觉临死时，曾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仲孙无忌和仲孙敬叔，去向孔丘学习这种知识。
    这是一个契机，使孔丘跟鲁国特殊形态的“三桓政治”结合。
    我们试在下面列出鲁国三桓政治系统的简表：

鲁国第十五任国君鲁桓公姬允(被齐襄公姜诸儿派人掐死的那一位，点击查看相关文章)，有四个儿子，长子姬同是嫡子，继承国君的宝座。次子、三子、四子，都是庶子，只能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员。
    姬允被尊称为桓公，即威武的国君，所以他的三位庶子，被称为“三桓”。三桓的后裔，分别改姓(封国内全体贵族和全体官员，都是国君的后裔，跟国君同姓。所以庶子的后裔必须改姓，否则熙熙攘攘，挤来挤去，全国只有一个姓，分辨起来就很困难)。次子姬庆父的后裔改姓仲孙(有时候也称孟孙或孟)，三子姬牙的后裔改姓叔孙，四子姬友的后裔改姓季孙。
    纪元前6世纪初，仲孙蔑(仲孙觉的父亲)当宰相，他引进叔孙和季孙两家，由三大家族轮流掌握政权，世代相传，遂开始鲁国著名的达400年之久的三桓政治。三桓从国君手中夺取到政权和广大土地的所有权，并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筑都城，即上表中所称的三都。鲁国国君遂跟周王国的国王一样，被冷落在一旁。纪元前6世纪八十年代时，第26任国君鲁昭公姬稠，曾发动一次军事攻击，讨伐三桓，结果被三大家族赶走，在国外流浪至死。
    问题是，三桓虽然联合起来夺取了鲁国国君的权力，但三桓也各有他们自己的助手和干部，当时称为“家臣”，这些家臣的力量，也日益膨胀。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季孙斯的家臣阳虎，他代表一种反对割据的力量，不但把季孙压下去，把其他二桓也压下去。阳虎在稍后出任鲁国的宰相，负责实际政治三年之久。他谦卑地延揽专家，曾亲自拜访过孔丘，邀请孔丘任职，但孔丘怀疑他政权的稳定性，没有接受。
    纪元前6世纪最后第二年(前502年)，季孙斯向阳虎反攻胜利，阳虎逃亡。三桓对孔丘拒绝跟阳虎合作这一点有深刻的印象，于是任命孔丘担任中都(山东汉上)县长(中都宰)，开始孔丘的政治生涯。

二、大黄金时代
    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于纪元前5世纪来临，直到纪元前1世纪(那时，中国从分裂纷乱中终于凝结成一个庞大的国家，奠定中国的基本疆土，更奠定中华人的一项伟大的传统价值——大一统的心理基础)。
    在学术思想上，大黄金时代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时代。所以大黄金时代的学术思想，在文化史上具有空前的重要地位。
    中国社会结构，在纪元前5世纪之前，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是一种广大的奴隶群和贵族并存的社会。因为土地权来自分封，也就是只有国君跟贵族才有土地，而奴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奴隶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连自由权也没有，他们来自战争时的俘虏，获罪于贵族的平民和奴隶的后裔——奴隶的后裔永远是奴隶。奴隶所以在社会结构上占重要地位，是因为耕田系使用木犁，木犁必须使用很多人力才能拉动。

大黄金时代开始时，铁器开始普遍，除了用于战争外，也用于把木犁改为铁犁。尤其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契机，人们发现如果使用牛马拉动铁犁，会比使用奴隶耕种的速度更快，收获也更多。这就跟19世纪内燃机出现，终于代替了牛马一样。不仅产品大量增加，也引起社会巨变，促使奴隶制度没落，土地所有权开始从国君和贵族手中滑出，重新分配。
    两种新兴的事物：都市商业阶级和土地重新分配后的地主阶级，向旧日的木耕人耕时代的奴隶主，也就是世袭的贵族阶级挑战。世袭的贵族们不断地挣扎反攻，也曾不断地获得胜利，但发展到纪元前3世纪时，失败已成定局。
    在这种社会结构巨变之下，思想学术界呈现出百花怒放的奇观。这些怒放的百花好像生长在火山灰上一样，火山爆发时的震撼固然惊天动地，甚至造成大量伤害，但它喷出的火山灰却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
    世袭贵族千余年对图书和知识的垄断，随着他们走下坡而失去控制。平民阶级——包括奴隶，过去绝对不允许，也绝对不可能获得图书和知识，而且即令获得也没有用，社会和政府全是封闭的，平民永不能脱离他们的阶级。大黄金时代中的平民却可从新获得知识技能，爬到贵族地位，担任政府官员和累积财富。
    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人的权力，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分，这是从前连做梦都梦不到的事，遂使贵族阶级固有的知识分子认为名份大乱，七窍生烟。但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却因此而在这个时代中萌芽成长。
    最主要的有四大学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另外还有其他各种美不胜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纷纷出现，光芒四射，使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进入空前的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式的国际并吞战争，在纪元前3世纪结束时，大黄金时代达到巅峰。秦王朝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统一而强大，具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奠立了中国广达300万平方公里的基本疆域，世界上没有一个古文明国家或民族，能在一开始时即拥有这么广大完备的规模，而且置于有效率的管理之下。除了汉人之外，还包括其他多种民族，如苗民族、瑶民族、戎民族等等，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多民族的国家之一。接着是纪元前2世纪开始，西汉王朝给中国带来长期的和平跟秩序，使中华人凝结力更强，各民族到最后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永不可分。
    最重要的是，大黄金时代一些伟大的成就，几乎全由中华民族单独完成。这是中华民族生命力最活泼旺盛、最朝气蓬勃的时代，像一头不停撞树的牛犊，从不后看，而只勇敢向前。
    所以我们称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大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三、孔子那些事
    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至为深远，它的创造人是纪元前6世纪末，才从事政治生涯的孔丘。现在让我们继续叙述他的事迹。
    纪元前5世纪的第一年(前500年)，鲁定公姬宋跟齐景公姜杵臼在夹谷(山东新泰)会面，孔丘以礼仪专家身份，被任命为鲁定公的宾相。于是儒家学派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发生了：
    会见之后举行的娱乐节目中，齐国演出莱部落(山东平度)的土风舞，孔丘根据儒书，指责齐国不该使野蛮人表演，而应使用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演出传统的宫廷舞，不过却是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喜剧。孔丘再根据儒书，认为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立即指挥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
    据孔丘的门徒事后面不改色的宣称，孔丘这次凌厉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国际冲突，反而使齐国国君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大为恐惧，就把从前侵占鲁国汶水以北一带土地(汶水以北、龟山以北之田)还给鲁国。
    纪元前498年，孔丘建议三桓拆除他们的都城，以求鲁国国君重振久已失去的权威，这就是著名的“堕三都运动”。三桓对于家臣们不断地占据都城跟他们对抗，很早以来就深为苦恼，孔丘的建议似乎是釜底抽薪，根绝家奴擅权的有效方案，所以一致赞成。
    可是，当叔孙家的郈城(山东东平)和季孙家的费城(山东费县)，都拆除了城堡，要更进一步拆除仲孙家的成阝城(山东宁阳)时，仲孙家的态度忽然改变。
    不但仲孙家的态度改变，连都城已拆除了的二桓，也忽然警觉到不对劲。拆除都城固然可以阻止家奴擅权，但也毁灭了保护自己对抗国君的力量。

孔丘当然不肯中止，他请国君姬宋亲自率领军队前去讨伐，结果大败而回，只好眼睁睁看着二桓把已拆掉了的那两个都城重建起来。
    这是孔丘企图恢复传统秩序所受的最大挫折。
    堕三都的第二年(前496年)，孔丘被赏识他的国君姬宋任命为代理宰相(摄相事)，三桓已经大为光火，而孔丘却不到三个月，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并立即处死。然后宣布少正卯有五大罪状，这五大罪状是：“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的意思;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说出的全是谎话，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为一件好事。”
    这种烟雾蒙蒙的抽象罪名，说明凡是有权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把这顶奇异的帽子扣到任何一个人头上，而仍能振振有词。
    恰巧遇到君主主持对天老爷的大祭典，在分祭肉的时候，三桓故意不分给孔丘。这是周礼社会中最严重的一种处分，表示已被深恶痛绝。孔丘只好流亡出奔卫国。

孔丘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但对他却是幸运的，他可以把全部精力用在教授门徒上。他曾经访问过齐国、陈国、蔡国，寻求一个能实行他古老的政治理想——周礼的国度，但他无法找到。最后，纪元前484年，他再回到鲁国定居，在外共流亡了13年。
    孔丘回国时已63岁，继续教授门徒，传播他对纪元前12世纪周王朝初创时代的怀念和崇拜。又对《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五部当时已经存在的古老书籍，用他的观点，加以编纂删订。
    注意这五部书，它们被合称为“五经”，大黄金时代结束后，儒家学派在政府中当权，这五部书支配中华人学术思想近2000年之久。
    《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它所用的字句简单而模棱，因之使它显得好像十分深奥，读者们可以站在各种角度，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只因它是纪元前12世纪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据说出自周王朝开国英雄姬昌(即周文王，第一任国王周武王姬发的老爹)的手笔。所以孔丘怀着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的触及到它的实质问题，他感叹自己生命的短促，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却不像儒家那么尊重它，老实不客气的用它来推测未来。
    《春秋》原本只是鲁国的国史。周王朝所属各封国，都有本封国的历史记载，而且各有各的名称。如楚国史名《梼杌》，晋国史名《晋乘》，鲁国史名《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来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国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绝称它的君主为国王，而只称他为子爵，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
    于是，《春秋》遂脱离历史的范围，变为“褒善贬恶”评论性的经典。孔丘的门徒坚持说，经过他们开山老祖删订过的《春秋》，每一个字都有神圣的和深奥的意义。这些门徒中后来曾有三部著作《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专门诠解《春秋》。其中最教人惊奇的是，《公羊传》和《榖梁传》，是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诠释的，幼稚的程度，能引人失笑。然而，儒家学派的门徒却不承认有什么可失笑的，严肃的当作一本圣书。

《诗经》出现于纪元前12世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包括贵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把它作一次重大规定，依孔丘的标准，只保存了他认为有价值的305首，其他的都被淘汰——这是中华文化最大的损失之一。《诗经》里的诗篇，包罗人生万象，从战争到和平;从闺房到宫廷;从农田到政府;从政治到恋爱，并且有很多其他书籍上所没有的情调和鸟兽草木的名称。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谈话中必须经常引用上面的诗句，以显示他的高深学问，才能受到尊敬，而孔丘更把它当作辞典运用。
    孔丘的门徒再加发挥，索性把所有的诗篇，都赋予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跟《公羊传》、《榖梁传》赋予《春秋》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一样。这部诗选，遂被尊为经典，脱离了文学的范围，成为儒家的五种经典之一。连男女间的情歌，都被形容为圣人们庄严的政治意识(这使我们想起基督教《旧约》中《所罗门之歌》被诠释为上帝的预言一样，两部著作似乎具有同一的奇遇)。
    《书经》又名《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献选集，包括纪元前27世纪黄帝王朝，纪元前23世纪夏王朝，纪元前19世纪商王朝，纪元前12世纪周王朝，各王朝帝王的一些文告或宣言。在孔丘的观念中，古代帝王尤其是开国的帝王，几乎统统都是圣人，比英雄还要高一级，所以他们的文告宣言自然成为经典。知识分子也必须经常引用其中的字句，才能为自己的意见找到权威论据。
    《礼经》，内容全部是纪元前12世纪周王朝初期的礼节仪式。孔丘认为，礼节仪式也是一种教育，使贵族、平民、奴隶，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份，不相逾越。只要大家自觉的甘心于现状，安份守己，不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东西，好比说，奴隶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自由权力，平民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政治权力，社会就会永远和平。所以孔丘认为礼的教育——礼教，可以办到用血腥镇压手段所办不到的事，能够使社会恢复到纪元前12世纪时那种贵族的乐园时代。正如一个政党的政纲政策一样，儒家的中心思想和具体方案，全在这部经典之中。后来这部经典分为下列三书：《礼记》、《仪礼》、《周官》，内容更详尽，范围更扩大，但主旨不变。

这五部因为孔丘编纂删订而被尊为经典的古书，在大黄金时代结束后，一直到19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五部古书里团团打转。所谓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20世纪之前，90%都是对这五部古书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做注解，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资料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
    纪元前481年，孔丘正在删订《春秋》时，有人报告他说，鲁国国君鲁哀公姬蒋打猎时捉到一只麒麟。麒麟是中国古老传说中一种最仁慈不过的野兽，连蚂蚁都不忍心践踏。孔丘叹息说：“古人有言，世界和平，上有圣明的君王，麒麟才会出现。现在世界大乱，它却出现了，真是怪事，我的智慧已经干枯。”就此停笔。
    ——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因麒麟的出现而终止。纪元前480年，战国时代开始。又明年(前479年)，孔丘逝世。
    孔丘没有写下任何著作，在他逝世之后，他的门徒把他平日的言论，摘要的记录下来，名为《论语》，跟“五经”一样，也被列为经典。一个以崇古尊君为中心思想的儒家学派正式建立起来，众门徒分散四方，各为这个理想奋斗。
    《论语》所记载孔丘的言论是片段的，所以儒家学派缺少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和一个为一种观念概括统摄而前后一贯的逻辑。但孔丘是一个经验丰富和洞察人生的智慧老人，他所说的那些格言隽语，已能充分表达他思想的要领。若干世纪后，儒家学派发现杀少正卯这件事不太光彩，所以曾竭力证明根本没有少正卯这个人。不过孔丘壮年时的政治生涯，似乎不应该影响他老年后的学术贡献。当他回到鲁国的时候，已有很大改变，他和蔼可亲，严肃而诚恳，对学生的教诲从不疲倦。

严格地说，与其说孔丘是一位思想家，毋宁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他只作叙述，而很少创见。但他对人际关系的深刻了解，使他对人性的弱点抱有浓厚的同情态度。所以他提出做人的基本道理“忠”和“恕”，尤其重视“恕”——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绝不勉强别人接受。“恕”是人生永远不变的最高贵的情操。
    在崇古的大前提下，孔丘开始刻意的美化黄帝王朝的尧帝伊祁放勋和舜帝姚重华。这是一个大契机，他为中华人提出一个美丽的回顾——而不是美丽的前瞻。从此儒家学派即以效法尧和舜，为君主或人民的奋斗目标。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孔丘肯定“仁”是唯一的动力，“仁”的内容是“爱人”，即一种真挚的纯洁感情，“忠”和“恕”就是完成“仁”的手段，这手段优先的表现在孝顺父母的行为上。所以“孝”是一切行为的最低起步。
    孔丘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但他的教育精神则绝对的可贵而且成功。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被儒家学派尊崇为“万世师表”，他那些精辟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言论，留传下来，成为中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四、道家·墨家·法家
    在孔丘的同时或稍前稍后，另有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兴起，并从他们身上，产生另外三个伟大学派：
    1、李耳道家学派
    2、墨翟墨家学派
    3、李俚法家学派
    李耳，楚国苦县(河南鹿邑)人。他所生的时代，没有定论，甚至有人说根本没有这个人。李耳在只剩下弹丸之地的周王国首都洛阳，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守藏室史)。孔丘曾到洛阳向他探询过关于《周礼》的若干细节问题，李耳用一种教训的语调回答：“你问的那些人，骨头都已腐烂，只剩下言论。英雄人物遇到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立即献身。没有这种机会时，不必勉强追求。我认为有钱的商人要像无钱人一样，有才能的人不必外表精明。把你的骄傲去掉，再把你的欲望去掉，这些对你无益。”

这段话毫无系统，而且答非所问，但正击中孔丘的要害，同时也显示出李耳自己的思想。
    据说，纪元前484年伍子胥被“诬以谋反”自杀的那一年，李耳忽然辞职，骑着一匹青牛，向西而去。穿过秦国的散关(陕西宝鸡西南)时，镇守关隘的司令官(关令)尹喜说：“你就要隐居了，盼望能给我们留下几句话。”李耳就在那里写下了举世闻名的《道德经》，然后出关而去，从此不知影踪。
    《道德经》也称为《老子》，只是一篇五千字的短文(在那个时代，写字是用刀刻在烧烫的竹片上，五千字已够这位老头受的了)，李耳把宇宙发展的自然法则，命名为“道”，这就是道家学派的起源。
    不过李耳跟孔丘不同，他没有野心，也没有门徒，因之也没有发自门徒口中对自己的一些颂扬。但他仍被后世的学者尊奉为道家学派的始祖，《道德经》也被尊奉为道家学派的经典。
    李耳的思想是对强梁世界的一种消极反应，是人类遇到不可理喻，而又无法抗拒的压力时的一种自解自慰的心理状态。他曾从他的老友常从那里，得到最大的启示。
    有一次，常从张开口问李耳说：“我的舌头在吗?”李耳回答说：“在。”常从又问：“我的牙齿在吗?”李耳回答说：“不在了。”于是他立刻领悟到柔弱者存在，刚强者灭亡的道理。
    李耳的全部思想是：清静，不要作为，任凭事物自然发展。李耳说，这样做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柔弱的，会马上倾覆，可是实际上不但不会倾覆，反而更为坚强，因为它的发展是辩证的，极弱即是极强，后退即是前进，酒杯太满了必定溢出来，月亮太圆时必定缺下去。所以，李耳主张不要进取，只要耐心，不作为就是有作为，自然演进就是纳入规律。也就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事。

墨翟，鲁国人，孔丘的同乡。但他在宋国(河南商丘)的时候居多，从没有当过官，也从不去追求当官。他的中心思想是博爱、和平、反浪费、反享受、反侵略——不是反战，而只是反侵略。
    跟孔丘一样的是，他也拥有数目庞大的门徒。跟孔丘不一样的是，他的门徒有严密的组织。孔丘的门徒全力从事于歌颂孔丘，而墨翟的门徒则全力从事于实践墨翟的理想。所以墨翟不仅建立了被称为墨家的学派，还建立了墨党——为实行墨家学说的行动集团，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政治性的组织。
    有一次。楚王国在科学家公输班(即鲁班)的协助下，制造云梯，准备征服宋国。墨翟听到消息，为了拯救他的第二祖国，他从鲁国首府曲阜(山东曲阜)狂奔十昼夜，赶到楚王国首都鄀城(湖北钟祥西北人曲阜到鄀城航空距离610公里，千山万水，盘旋弯曲，即以最低限度两倍计算，也有1400公里，只走了十天(那时代还没有马匹，全靠徒步)，可看出支持他拼命奔跑的爱心。
    到了鄀城，就在楚王面前设置沙盘，演习攻防。公输班用九种方法攻击，墨翟用九种方法防御。公输班不能取胜，最后，公输班说：“我还有最后的一着，但我不说出来。”
    墨翟说：“我知道你还有最后的一着，但我也不说出来。”
    楚王听不懂他们的哑谜，墨翟说：“公输班不过以为杀了我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我的三百余门徒在禽滑厘率领下，已进入宋国，登城协防，等待作战。”
    楚王于是下令取消这次军事行动。
    正因为博爱与和平之故，这位思想大师提出若干问题。诸如：为什么在街上杀一人是犯罪，而在战场上杀一万人是英雄?为什么抢夺别人的鸡鸭是盗贼，而抢夺别人的国土是名将?为什么人民要忍饥挨饿去供养统治者享乐挥霍?为什么人民要把政权交给一家人世代相传?为什么一个人死后要用活人殉葬?为什么埋葬一个死人要花费那么多钱?为什么父母死了，儿子要守丧三年，不去从事劳动生产，却平白受人供养?
    这些问题的提出，都冒犯到被隐蔽着的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显示墨翟的高度智慧和高度勇气。也显示出墨家学派跟儒家学派恰恰相反，墨家学派追求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人际关系。
    墨翟死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逝世)，他的门徒把他生前的言论编纂为一本书，命名《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经典。

李俚，我们对他所知道的太少，只知道他在纪元前5世纪末叶，担任晋国高级官员。晋国分裂后，继续担任魏国高级官员。他指出米价太贵对消费者有害，米价太贱则对农人有害，并创办“平籴法”，即控制米价在一个水平程度，使魏国成为战国时代初期的超级霸权。李俚又参考各国的法律，综合成为一部法典，命名为《法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成文法典之一，内容全是刑事范围，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法家学派认为，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法律是帮助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儒家墨家都有创始人，他们虽没有宣称他们创造了一个学派，但孔丘和墨翟很明确地被承认是领袖人物。道家虽没有创始人，但以后思想相同的学者却追认李耳是道家的始祖。
    法家则真正是一个没有首脑的思想巨流，李俚只不过时代最先，我们姑且用他来加强印象，事实上更先的还有五霸中第一霸齐国宰相管仲，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家，而且用法家的政策使齐国强大。但所有被称为法家的学人，并无意自称一个学派，更无意组成一个类似儒家墨家那样的门徒集团。他们只是共同具有法治思想，这思想跟上述三家思想相异，尤其是跟儒家，几乎针锋相对。

我们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作为总结，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认为社会是退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不如过去，未来不如现在，所以必须事事以古为法，至少也要保持现状。
    道家的思想是逃避的，把人生的富贵尊荣，看得都像天际的浮云，绝不追求，也不跟人竞争，如果有人竞争，他们就立刻退让，使对方在没有对象之下自行崩溃。
    墨家思想是宗教的，像一个苦行僧，无条件为他人分忧，在人类未能全部快乐之前，他们不单独快乐。
    法家思想是一种统御术，认为崇古是一种罪恶，最好的时代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只有君主严厉的实行法治，才能发挥国家的功能，完成秩序与和平。

五、孟子·庄子·屈原
    大黄金时代百花怒放、光芒四射的学术界，各种哲学和各种政治思潮，到了纪元前四世纪更为辉煌灿烂。吴起、孙膑、商鞅、苏秦、张仪一系列英雄人物的际遇事迹，说明新的思潮中最进步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付诸实施的机会和发生推动社会的力量。
    传统的贵族统治在迅速崩溃，平民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国内和国际，开始成为政府的主要支柱。以致各国君主都以延揽他们作为重要的国策。齐宣王田辟疆，他在位时，在首都临淄(山东淄博东)稷门附近，建筑一个庞大的国际学人区，称为“稷下馆”，专用来招待各种专家。这个稷下学人区中，街道宽广，楼厦相连，每位学人都有一份等于政府国务官(大夫)的薪俸。所以在本世纪(前四)后期，齐王国的文化水准最高，人才最盛。
    学术不但已获得自由研究的环境，也获得社会的尊敬，各家各学派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无法详细叙述，因为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精华，大黄金时代的主要成就之一，有千万种专门著作表达之。我们只能具体的介绍继老子、孔子、墨子等这些春秋末期各流派的开山巨子之后，在百家争鸣最为辉煌时期出现的最有影响力的三位巨子，作为代表。
    这三位巨子是：儒家孟轲、道家庄周和诗人屈原。

孟轲，邹国(山东邹城)人，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的后裔，是孔丘的第四代门徒，属于稷下学人的行列。他富有财产(这财产来自于奴隶或来自于土地，还不得而知)，生活豪华，当他游说各国时，乘车数十辆，仆从和门徒百余人，声势夺人，纵使宰相出巡，也不过如此，这跟苏秦、张仪以及其他平民出身的贫穷学人，迥然不同。
    儒家学派的理论体系，发展到孟轲而完全成熟。修正是有的，如孔丘的正名主义在孟轲学说中已被贬为次要，因为贵族没落，平民(包括奴隶)升起已成定局，硬把“楚王”正名为“楚子”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不能维持固有的名份了。但孔丘的崇古精神，孟轲却全部继承，而且更发扬光大。
    孟轲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是分辨“义”、“利”，即坚持一切以仁义为基本，强烈地反对功利。我们不能单凭字典上孤立的解释去了解仁义功利的区别，必须在实践中去了解它。
    纪元前320年，孟轲晋见魏惠王魏罃(又称梁惠王)，惠王问他说：“你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的吗?”
    孟轲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只要说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么利我的国家?’大臣们说：‘怎么利我的家族?’平民说：‘怎么利我自己?’上下都争夺利，你的王国就危险了。万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千辆战车的大臣。千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百辆战车的大臣。假如大家只讲仁义，不讲功利，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惠王当时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孟轲在魏王国的游说彻底失败。
    从上面这番说话可看出孟轲反对功利，但他的仁义理论却仍然建筑在功利的基础之上。孟轲又说：“为国家开辟土地，充实国库的人，现代人称他们是英雄，古人称他们是民贼。为国家缔结联盟，攻战必胜，现代人称他们是英雄，古人称他们是民贼。”这种民贼必须排斥，于是孟轲声言：“勇敢善战的将领，应处死刑。能广结盟国的外交家，应处次一等的刑。垦荒拓地的移民，应处再次一等的刑。”
    孟轲这段话，可能是对某一种特定的事情有感而发。但一旦实行起来，结果将是一种悲惨的场面，那就是：为国家图富强，为人民谋福利和为抵抗侵略，捐躯战场，折冲国际的英雄和外交家，都成了民贼，要被铲除。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纪元前4世纪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胜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自己应该为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的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这种行为被称为“孝道”，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理。
    但孟轲的基本思想是民本主义的，他严厉地谴责暴君，他认为暴君并不是君主，而只是一个“独夫”，人民推翻他、甚至杀掉他都是合理的。——孟轲这种突破时代的主张，曾引起以后很多帝王的不悦，直到14世纪末叶，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还为了孟轲这种激烈的思想，大发雷霆，下令把孟轲逐出圣庙。

孟轲卓越的贡献在于他强调经济成长的重要性，认为经济衰退，道德即跟着衰退;道德衰退，社会秩序即不能维持，国家即受到伤害。政府和君主的第一桩重大的责任，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如何使人民安居乐业，孟轲提出“仁政”，他主张尽量少用刑罚，尽量减少赋税，使人民安息。他厌恶他所处的战国时代，希望回到古时候儒家学派所称颂的尧舜时代。
    孟轲在纪元前3世纪初逝世，跟当时大多数失败的游说之士一样，没有人注意他。可是他的言论被门徒们记载，定名《孟子》。大黄金时代结束后，被儒家学派尊为经典之一，孟轲才被人记起来，而且尊奉到仅次于孔丘的地位，被称为“亚圣”——第二位或次一等的圣人。

庄周，宋国人，曾经在他的故乡蒙县(河南商丘)当过低级的地方官员(漆园吏)。他跟老子没有丝毫渊源，但他大体上尊崇老子的学说，而在程度上更为极端。老子的思想是逃避的，认为逃避即进攻。庄周的思想则是颓废的，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发生的，都是正当的。他说：“鸭子的腿虽然太短，你给它接长，它必然害怕。白鹤的脖子虽然太长，你给它截短，它一定悲哀。凡是长的不要强迫它短，凡是短的不必强迫它长。”所以连逃避都懒得去做，而只求苟且地活下去，任凭外在形势的宰割辱弄，自己只保持精神胜利。
    庄周反对对任何事情认真，因为世上根本没有真。他说。“我们两个人争执，你胜了我，就是你对了吗。我胜了你，就是我对了吗。可能两个人都对了，也可能两个人都错了，没有人能作公正的判断。使赞成你的人判断，他既然赞成你，怎么能公正。使赞成我的人判断，他既然赞成我，怎么能公正。使反对我们的人判断，他既然反对我们，那就更无法公正。我们连谁是谁非都不知道，怎么能依靠是非。”
    是非无法肯定，善恶自然也无法肯定，所以也不必发扬善和反对恶。不但抽象的事物如此，庄周认为他自己这个人是否存在，同样的也都无法肯定。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变成蝴蝶，飞来飞去，十分快乐。醒来之后，他就宣称他弄不清是他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他。据说楚威王芈商曾请他去当宰相，他不肯去，他说，他宁愿当一个在污泥中爬行的活乌龟，而不愿当一个被敬奉在神庙里的死乌龟。庄周的妻子逝世，他并不悲哀，反而敲着盆子高歌。在他看来，死亡跟生存没有差异。
    和老子一样，庄周也没有门徒，他的著作《庄子》，据说是由他自己写出来的。后世崇拜他的学人，拿来跟李耳的《老子》——《道德经》，并列为道家的经典。他们的学说，并列称为“老庄哲学”。道家学派发展到此，也完全成熟。
    ——孟轲把纪元前24、23世纪黄帝王朝第六任唐尧帝伊祁放勋和第七任虞舜帝姚重华，纳入儒家系统，努力崇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道家学派的学者把纪元前27世纪黄帝王朝第一任黄帝姬轩辕也纳入道家系统——以后便把他纳入道教炼金术、长生术的巫师系统，并替他写出相当多的著作。所以除了“老庄哲学”外，对道家思想也称“黄老哲学”。伊祁放勋、姚重华、姬轩辕在地下如果知道他们被化妆的如此伟大，一定乐不可支，恐怕要大大的干上一杯。

屈原，楚王国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文学家和诗人。他在楚怀王芈槐政府中担任高级官员，负责文书方面工作，楚王国的文告法令，都由他执笔。但他得罪了最有权势的宦官靳尚——后面文章我们要说的张仪之所以能把楚怀王像呆瓜一样玩弄于手掌之上，全靠贿赂这位宦官。
    屈原反对怀王的这种外交政策，使靳尚大不愉快，他告诉怀王说：“屈原太轻浮了，你吩咐他做的事，他常夸口说非他不行，闹的全国皆知。”
    于是怀王把屈原贬黜，命他担任较低的职务(三闾大夫)。纪元前299年，秦昭襄王赢稷邀请楚怀王到武关(陕西商南)会谈，屈原反对，楚怀王也不想去，但他的幼子芈兰恐怕开罪强邻，力劝老爹前往。结果楚怀王在武关被囚，屈原就对芈兰抨击，芈兰恼羞成怒，把屈原贬到南方蛮荒地区。屈原走到汨罗江(湖南汨罗)，痛恨政府的腐败无能，感伤自己因太忠心而获罪，于是把石头绑在自己身上，投水而死。
    ——这是一个爱国诗人之死，他投水的那一天是阴历五月五日，后来中华人称这一日为“端五节”——当时人们称初一日初二日……为端一端二……每逢端五节，江南一带广泛地举行划船竞赛，表示对屈原的营救工作，一直进行不辍。
    屈原的长诗《离骚》，叙述他对国家的热爱和悲愤，大部分使用楚王国的方言，即在当时，虽然仍用的是汉字，但不经过注释，一般人也不容易了解。屈原以后的诗人还有宋玉、景差，后人把他们的作品集成一书，名为《楚辞》，即《楚王国诗歌选集》，《离骚》是其中的第一篇。跟北方文学《诗经》对称。
    《楚辞》是具有异国情调的南方乡土文学，保留着楚王国的风俗习惯和特别的语法。

六、诸子百家
    儒、道、墨、法四家思想，是大黄金时代四种重要的思想。然而，不仅此四家而已，当时曾有“诸子百家”的称谓，以形容新思潮的蓬勃奔放。不过在历史上留下记载的重要思潮，包括儒道墨法在内，只有11家。我们把它列出一表，注明它们的主要学者和主要著作，以代替长篇累牍叙述：

(编者注：《离骚》等入小说家只是作者的分法。与传统的分法不同。传统分法是有的入赋家，有的入楚辞类。)
    诸子中的“子”字，在大黄金时代最为流行，它有两种意义，称人时意义是“先生”，称著作时意义是“全集”。如“孟子”，称人时指“孟轲先生”，称著作时指《孟轲全集》。如“公孙龙子”，称人时指“公孙龙先生”，称著作时指《公孙龙全集》。——只有李耳，据说因为他太老了的缘故，特别尊称他为“老子”，同时也用此称他的大作《道德经》。
    “诸子”，即“众先生”，也即“各种著作全集”。有时候对各种著作，统称为“诸子书”，这就比较清楚多了。在大黄金时代之后，为了表示推崇，对人偶尔还有“子”的称呼，但对著作，称“子”的混乱风气才全部绝迹。
    前四家我们称它是一种学派，后七家实质上是一种专门知识或一种专门行业，跟哲学无关。但虽然跟哲学无关，却踉学术思想有关，每一种都有它的理论基础和重要著作，全部是大黄金时代新兴的思潮，从前根本没有，以后也很少出现——即使偶有出现，也被已经定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所排斥轻视。
    促成这个伟大景观的原因，大概有下列二项：
    1、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中所产生的纷乱、黑暗、贫富不均和平民生活的痛苦，一些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遂有高级情操上的反应，各人按照着各人认为正确的方向，提出拯救世界，消灭贫穷的方法。
    2、传统的权威，即世袭贵族统治的瓦解，像从苗圃上搬开了沉重的石头一样，新的花草容易勃兴。各国政府为了保持生存，不但不再支持旧的权威，反而打击旧的权威，帮助新兴力量建立新的权威。如各国国君大多数都抛弃贵族政治，竞争着从平民和奴隶群中，选拔人才——包括政治家、军事家。对新兴思潮，是一种强大鼓励。
    不仅仅百花恶放，百家争鸣而已，中华人的思想已进入无涯的空间，充满了想像力，奔腾驰骋，彩虹四起，处处是活泼的灵性和丰富的生命。
    大黄金时代是中华人最兴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