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蒋介石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当时已改名北京，但国民党仍用旧称）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选。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虚实。宋宜山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可以以探亲的名义成行。
    1957 年4 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周恩来在北京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宋宜山坦言，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周恩来一席话，使宋宜山如沐春风，过去对共产党的种种疑虑一扫而光。
     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 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
     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