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学良
01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夫妇赴美成行。
翌日上午，春阳透窗，映照着士林官邸的二楼书房，当时宋美龄正坐在椅子上听秘书在读台湾“中央社”一篇题为《张学良今起赴美探亲》的报道。当秘书读道：“‘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张学良昨偕夫人搭机前往美国，探视在美的儿女和亲戚。……91岁的张学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到美国主要是看看儿女和亲戚，顺便到美国玩玩。记者询及他是否有意回大陆东北老家，这位前东北少帅说：军人哪儿都是家，只要有机会，哪儿都想去……”时，宋美龄不禁想起不久前和张学良的一次通话。张学良当时感激地说：“夫人，我们能去美国探亲，其中也有您的心血。谢谢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关心我，爱护我!……”此后，张学良在旧金山和纽约等地的情况，宋美龄都很关心。因为没有谁比她更了解张学良的性格，宋美龄特别注意张学良对各地记者们的谈话。她所担心的是，此次张学良终于“放虎归山”了，真正恢复人身自由的张学良，会不会在美国敞开心扉，放肆地大吐苦水，给她那迄今仍暂厝在台北桃园慈湖里的蒋介石来一个彻底的“算总账”呢?
宋美龄看到了张学良复出后在国际上越来越“热火”的气势。特别是大陆中共也在观望着张学良的这次赴美之行。随着张学良自由的逐渐恢复，走出历史阴影的“西安事变”主角，其口述历史的内容也转为大胆直率披露真情内幕，在张氏与日本NHK电视网记者的采访中，他开始果敢地涉及禁区，多次谈到被他称为“关怀之殷，情同骨肉”的蒋介石。这就是宋美龄最担心的事情。
好在张学良很懂分寸，他并没有在记者面前信口开河。宋美龄读到了《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与日本NHK电视记者谈话节录》，其中当记者问到张与蒋介石关系时，张学良吐语相当慎重，他说：“蒋总统对我很好，他保护我。讲到这里，我有几个字给你写出来。这是蒋总统逝世的时候，我的一种私人的吊唁。没发表，我自吊祭他。‘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张氏接着又对日本记者说：“对于这个情形，外头人很少知道。只有蒋夫人，还有蒋经国知道。是蒋总统去世的时候，还没入殓，蒋夫人叫秘书带我去看了看。说起这些事情，在政治上是很有意思的，像我们这种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这段话让宋美龄松了一口气。
至于同样让宋美龄担心的是，张学良如何对外界说明1936年，他与蒋介石最后发生冲突的“西安事变”。在他对日本人的对话中，也同样采取了格外慎重的态度。张学良的这段答话很让宋美龄欣慰：
日本记者：蒋介石先生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当时张先生您在场吗?
张学良：你问到这个事情，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往下再问我这个事。不单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
日本记者：您现在能不能稍微讲讲当时谈话的内容?
张学良：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我很不愿意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简单说，请体谅我的苦衷就是了。
日本记者：宋美龄的《回忆录》中写了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的情况，您知道她们都谈了些什么吗?
张学良：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关于谈话的内容，对不起，我不能讲。当然我也能找个借口，说我忘了，但我不那样做。
宋美龄还注意到，张学良在桃园机场有《中国时报》记者问他：“‘西安事变’有许多谜，您是否愿意写回忆录来解开这些谜呢?”张学良却说：“我从不写回忆录。也不回想，圣经保罗说：‘忘却背后，努力向前。’我从来不往后看，我已经91岁了，脑子已经装满了，没有什么好再回想的。
”张氏到了美国以后，当年4月他在与哥伦比亚大学师生座谈时，对方仍然向张学良询问相同的问题，可宋美龄发现张仍在回避“西安事变”和蒋介石这两个最敏感的话题。他说：“老总统和经国先生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好的坏的都要如实写，我不能只说好的。而且，我认为，有些事是不能说的，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张学良接受记者采访
02
不过宋美龄仍然对张学良怀有极大的警惕。宋美龄已经察觉一个问题，即张学良有些许自由以后对蒋介石的评价历来不高，即便在他较为困难的幽禁时期，他在对蒋介石的评价上也大多毁誉参半，或者贬多褒少。
对于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宋美龄是最为知情的人。1936年以前，诚如张氏在蒋氏葬礼所送挽联撰写的那样，彼此之间确曾有过一段亲密的政治“蜜月期”。不过，这表面上看来亲密无间的私人友情，很快就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化为乌有。原来张、蒋的友情也与普通人别无二致，一旦遭遇你死我活的“政争”，私人友情便会不堪一击。
蒋介石为报一箭之仇，从此下令软禁张学良，硬是把一个年轻潇洒的少帅，关成一个垂垂老矣的九旬老翁。因此，张学良在对访谈者谈到他为什么五十多年得不到自由时，就公开发泄对蒋积蓄心中数十年的强烈不满。张学良说：“我的判断，蒋先生讨厌我极了。所以后来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我是主张抗日的，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劳就都是我的了。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政治上的大敌手。他把旁人都枪毙了，把陈仪枪毙了，只留下了我……”张学良的言外之意，当然对五十多年的幽禁生活充满着极大的愤慨与不平。当然，张学良也十分清楚蒋介石为什么不杀他的内因复杂，其中政治原因往往大于私人情感。不杀，并不等于蒋介石不恼恨他。不杀，对于以五十年代价来换取自由的张学良而言并无丝毫感念，因这漫长的幽禁带来的精神折磨，远胜于一颗让他即刻结束痛苦的子弹。
宋美龄在台北关注着在美国纽约公开祝寿的张学良。她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那是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宋美龄不久就从台湾《中国时报》上看到了张学良和美国人对话的全部内容。这一次，张学良再也不像几个月前刚从台湾搭机赴美时说话有所顾忌，而是泰然自若，真正地成了一个无所畏惧的自由人。她从张的谈话中，仿佛又见到了当年在北平、南京和西安见过的张少帅，没想到经过54年的幽禁，张学良仍然秉性不改当年，说起话来再也不遮遮掩掩了!
晚年张学良与赵一荻
03
张学良对《美国之音》谈话的要点是：
(一)关于“西安事变”
记者：看见您就不能不谈有关“西安事变”之事，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了，请您亲自告诉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如果时光倒流，您还会做此事吗?
张学良：此事我不愿说太多，外边发表的也很多，大家也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件事。我不说是不愿用语言伤害到他人。这件事留给历史去评论吧。它爱怎么评就怎么评，事情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
有美国记者在报刊据此评论：“张学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眼前忽然出现一双漂亮的女人眼睛，她就是多年来一直在暗中保护他的蒋宋美龄。虽然现在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已经作古，可宋美龄仍然还在世上，这也是张氏不得不嘴下留情的根本原因。1936年张学良失去自由后，宋美龄并没因张反蒋而忘却多年友谊。即便张学良在台湾羁押期间，宋美龄仍与他保持联系。1946年宋美龄赴美时，她仍主动前往加州探望于凤至。1947年她从美国回到台湾，还把于凤至给张学良带来的药品食品，派人送到他幽禁的新竹井上温泉。50年代初，住在台北士林的宋美龄，不时得到张学良从幽禁地托特务捎回的一些回赠礼品。……正因为如此，张学良才在《美国之音》面前迟迟疑疑，因为他最怕伤害的人就是蒋介石的未亡人宋美龄!……”秘书读到这段评论的时候，老夫人倚在沙发里默然无语，她微闭着双眼，好像在回忆着她早年和张学良交往的趣事。她觉得美国记者能在张学良恢复自由的今天，写出那些评论，也算对她暮年的一种慰藉!秘书继续读报：
记者：“西安事变”后您失去自由被软禁，那也是您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如果这半外世纪您没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贡献呢?
张学良：此事，难说。我当然很痛苦，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想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中日战争我没有参加，我请求几次，蒋介石没有答应。我也想到这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参加中日战争，我这个人早就没了。非我自夸，我从来不知道把生死放在心里，假如让我参战，我早就没了。
记者：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有没有想一去会软禁50年?软禁50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
张学良：我还是一样这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如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虽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二)非常佩服周恩来
记者：事变时周恩来到西安，周蒋及您三人还单独见面，你们见面所谈的问题对事变的结束是否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记者述评)“张学良听到周恩来三字，精神顿时紧张起来。因为周恩来毕竟是影响他后半生的重要历史人物。……一年前张学良曾对日本记者说：‘我和周恩来有共同的性格……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胆识的人。’……
周恩来回到延安仍然没有淡忘张学良，脑际中的印象颇深，他于1936年4月22日，委托刘鼎转给张学良一封信，周在信中亲笔写道：‘汉卿先生：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从那时起周恩来将这位东北军阀出身的国民党将领，逐步地引向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光明之路。
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送蒋被羁押在南京。应该提及的是翌年1月，当张学良被蒋押至浙江奉化雪窦山上，自由已经丧失的情况下张学良仍在怀念周恩来。他在这时才深刻地感到周恩来在他决意赴宁送蒋前夕，对他的忠告完全是真诚并有预见性。在张学良幽禁的初期，他尚有少许自由的时候，张学良曾借东北军元老莫德惠探望的机会，给在陕北的周恩来转过一封信。
在此之前，周恩来也曾委托西北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刚给幽禁在南京宋子文公馆的张捎去书信一封。周恩来的信中写道：‘自兄伴随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临颖神驰，伫候明教，并希为国珍摄!周恩来一月十日’一个星期后，张学良在奉化雪窦山上亲笔给周恩来复函。1956年冬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北京主持“‘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时，曾含着热泪对在座的人说：‘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我过两封信。……’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张学良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给自己写信的事情，始终难以忘怀。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无时不想与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取得联系。据张学良后来听说，1975年12月周恩来病情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12月20日下午，他忽然在病床上召见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在与罗的谈话中，周恩来主要向罗了解台湾的情况。当他听说张学良因为眼疾住院，并且眼睛有失明的危险时，周恩来关切地叮嘱罗青长：一定要关注张学良。”
张学良对记者说：“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过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
记者：事变中共产党究竟担当什么角色?
张学良：事变共产党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
记者：中国共产党对事件发生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
张学良：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突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此事我说不出来。
记者：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怎样?您有无与毛泽东接触?
张学良：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人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委曲婉转扭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很好。毛泽东我没见过。
……
“不要再读了，我不要听下去!”宋美龄忽然扬了扬手，打断了身后秘书的读报。显然她对张学良在纽约的这些谈话心有不悦。但宋美龄在秘书读报时不满的事情，事后还是透过某一途径，悄悄地传了出去。张学良后来得知了宋美龄的这一态度，对外谈话时忽然又变得谨小慎微起来。毕竟宋美龄有恩于他，想起宋美龄多年前对他的种种好处，想到她对他们的关怀和庇护，张学良在谈到“西安事变”和蒋介石时，不得不欲言又止!(摘自《张学良与宋美龄真相》文/窦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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