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国际法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一）日本窃取我国钓鱼岛，根本不是所谓的“无主地”。
     日本政府关于对钓鱼岛是“无主地”，日本对钓鱼岛的“先占”构成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说法是没有史实和法律依据的。所谓固有，是指本身就有，而非外来之物，而钓鱼岛则分明是被当年的日本帝国窃取的，所以根本谈不上“固有”二字。日本政府称，“日本于明治十八年（１８８５年）后通过冲绳县当局等各种方式的现场调查，不仅发现其是无人岛，而且确认没有清国统治的痕迹，于是才在明治二十八年（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４日决定在当地建桩，正式编入日本领土。”然而，本文已经引述的大量史实充分证明，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首先，钓鱼列岛从明朝时起便已不是“无主地”，而已由中国明朝政府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这些岛屿环境险恶，长期无人居住，但这些无人岛并非无主岛，况且这些岛最先是由中国命名并编入历史版图的，是由中国首先发现、记载、利用、管辖、保卫的。
     其次，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的约１０年间便已深悉以上事实，其对钓鱼岛并非“先占”，而是后来暗劫。因为日本当年在决定将这些岛屿划归冲绳县并建标，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偷偷进行的，事后也未向世界宣布。即便是在明治二十九年（１８９６年）３月５日伊藤博文首相《关于冲绳县郡的组成令》中也只字未提钓鱼岛或“尖阁列岛”。
    （二）美日两国之间的任何条约或协议，均不具备决定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的法律效力。
     日本政府称，《旧金山和约》未将“尖阁列岛”（钓鱼岛）包括在根据该条约第二条日本应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第三条置于美国行政管理之下，所以美国将托管地区交给日本后，自然是日本的领土，而且中国对此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因而表明中国并未认为“尖阁列岛”（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只是到１９７０年出现东海大陆架石油开发动向后，中国才提出拥有钓鱼岛主权问题。
     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中便明确规定，“要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既然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就意味放弃其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这当然包括作为台湾所属岛屿的钓鱼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历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片面宣布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所谓“施政权”是非法的。早在１９５０年６月当时的周恩来外长便强烈谴责美国的行径，声明中国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及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旧金山和约》是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美国在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一手包办的单独对日和约。同年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外长便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所谓的和约因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所以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绝不接受，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异议呢！
     日本政府还时常提起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７日签署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中包括“尖阁列岛”，企图以此作为国际法上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主要依据。然而，这一点连美国政府至今都不承认，况且，中国的领土怎么能由日美两国的协议来决定呢？在战后领土归属问题上，日本只能严格遵守１９４５年其所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及《开罗宣言》。
     最近，日本《产经新闻》登出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０日中华民国政府驻长崎领事的一封“感谢状”，并称其为“具有一级价值”的史料，是可推翻中国主张的“有力资料”。因为这封“感谢状”中提到，“中华民国八年福建省惠安县渔民郭和顺等３１人遭风遇难漂泊至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内和洋岛”，这是中国“承认过尖阁列岛是日本领土最有力的证据”。（９）
     人们只要对历史事实稍加分析便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份所谓“感谢状”是根本不足为据的。这是因为，早在１８９５年日本便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霸占了中国的台湾省，并在此前先行窃取了钓鱼岛，而钓鱼岛又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所以，在这期间所谓“感谢状”中的表述，充其量只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在日本霸占台湾及钓鱼岛情况下的一种认识，而根本不能用它来证明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据史料记载，１９４１年，同在日本统治下的冲绳与台湾曾因渔业问题就钓鱼岛发生争执，东京法院将钓鱼岛判给“台北州”管辖。（１０）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在法律上也并未承认钓鱼岛隶属于冲绳县。
    （三）日本难以通过所谓“时效取得”的说法获得钓鱼岛主权，日本右翼团体不断在钓鱼岛制造事端是徒劳的。
     一些分析家指出，日本之所以不断在钓鱼岛生事，原因之一是日本企图为今后援引国际法中的所谓“时效取得”（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概念占有钓鱼岛奠定基础。其实，所谓“时效取得”之说，只不过是国际上取得领土时可能出现的一种方式，迄今它既未被大多数国际法学者所接受，也无真正按所谓“时效取得”原则裁决的国际判例。更何况“时效取得”本身还有一项基本原则，即“连续地、不受干扰地”行使国家权力。（１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