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资料图
    本文摘自：金羊网，作者：佚名，原题：重温长沙会战：带给中国国际平等待遇的胜利
    长沙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前2次长沙会战，双方都自称获得了胜利。从战术上看，双方并未分出胜败，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但从战略上，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可以认为是抗战中的胜利。第3次长沙保卫战则是一场典型的胜仗，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终将日军击退。第4次长沙会战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战前形势
    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1938年10月，日军广州、侵占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的三次会战。
    ①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1939年9月，日军调集10万人，分路进占湘北岳阳东南地区、鄂南通城地区、赣北奉新、靖安地区。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师约20万人，将进占赣北鄂南之日军阻于献钟、修水地区。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的日军，遭守军抗击、民众袭扰，加之补给困难，被迫北撤，恢复战前态势。
    ②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初，日军调集约12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的方针，将突入长沙市区和进至株洲之敌全部歼灭并乘胜反击。日军被迫北撤，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③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中旬，日军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分兵两路进攻长沙。薛岳指挥13个师，约17万人兵力，组织防御。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会战结束。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第三次长沙会战紧接太平洋战争而爆发，当时日军一路势如破竹，同盟国军队接连败北。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不仅对中国国内，对同盟国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这次会战的胜利引起了盟国、特别是英、美的广泛关注。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过程中的1942年1月1日，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
    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自尊、自强，才能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誉与平等待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应该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换来的。
    第四次长沙会战
    第4次长沙会战为中日战争末期的大型战役之一，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揭开了序幕。这次会战又叫做长衡会战。是指1944年(民国33年)5月至8月，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豫湘桂战役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湖南长沙、衡阳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从5月27日到6月19日，中日双方以争夺长沙为目标在湖南北部地区作战。攻击的日军人数约有36万，守势的中国国军约有30万。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6月19日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
    伤亡人数
    中国军队：17，000余人(其中5，000余人阵亡)(中国官方数字：6，000余人)
    日本军队：19，380余人(含瘟疫伤亡总数达30，000余人)(日军陆军部官方数字：1，186)日军在衡阳之战中使用了毒气弹，据美军14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汤姆森上尉的研判，日军所使用的是芥子气与路易氏气混合物。衡阳陷落后，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
    长沙，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7日，不徒予后方以从容布置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国毫不顾虑而取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速崩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了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总统颁训词：“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抗战八年，战死疆场之英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为衡阳守军。”
    薛岳，又名仰岳，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后在国民革命军李济深第4军任师长。1935年任贵阳绥靖主任，曾代理黔省主席。抗战开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1939年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对日作战。
    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粤汉间的湖南成为日本侵略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日军在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的情况下，于1941年12月23日，又以第40师团主力发动了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薛岳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利用湘北复杂地形，与日军决战的“天炉战法”。日军先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中国军队前沿阵地，渡过新墙河，扑向汨罗江北，并与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军第3师团会合后，很快攻至汨罗江南岸，进入中国军队预设之决战区域。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他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日军第3师团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阿弥岭等中方阵地发起了进攻。薛岳下令第10军李玉堂布下巷战阵势，守卫长沙市区。双方在长沙东南郊展开激战，拼死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日军的攻势受挫。为了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薛岳又调第77师进入长沙预备作战。与此同时，他部署外围的中国各军由远处向长沙逼近。当日军看到被中国内外线兵团包围的危险准备撤退时，薛岳即命令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日军展开围追堵截。日军且战且退，损失惨重。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利用湘北山丘河流交错纵横的复杂地形，继续以各种方式追击，使日军处处挨打。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整个战役共歼灭日军5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抗战胜利后，薛岳被委任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同年底任海南岛防卫总司令。1950年5月去往台湾。
    历史点评：发生于1939年9月-1942年初的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展开的三次重大战役。这三次战役，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和影响。蒋介石曾称赞道：“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