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
民国元年的3月份，是在一场兵变中开始的。
之前一天，也就是1912年2月29日晚上8点钟，驻扎在北京东岳庙的新军第三镇第九标炮营涌入朝阳门，大肆抢掠。其后，北京城外其余驻军集体哗变，在东城及前门一带烧杀抢掠。第二天兵变再起，这次遭难的是西城的富商和平民。当天晚上，动乱向保定和天津蔓延，连有着重兵把守的京奉、津浦铁路局，和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和造币厂，均遭到抢劫。整个京津保一带的社会治安，简直比十余年前八国联军入侵时还要混乱。
后来，有人言之凿凿地指控，这场兵变由袁世凯发起，是其不愿赴南京任职而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然而，作为兵变发源地的第三镇，其统制(师长)曹锟对事变毫不知情，且惊慌失措，一点都没有事先部署妥当、事后胸有成竹的样子。而且，此次兵变范围广阔，时间长达4天，非常容易引起列强干涉。这是即将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无论如何也不敢进行的政治赌博。
其实，历史上许多有着复杂阴谋论解释的突发事件，其真实动机都非常简单。此次兵变，直接原因是减饷裁军，而根子上的问题，是北京政府太穷，已经无法足额支付饷银。当时的中国，无论是袁世凯领导的北京政府，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都罗掘俱穷。清廷无力剿灭武昌起义的席卷之势，而北军无力南征，南军无力北伐，都是因为，无论隆裕太后、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身无分文了。
01
困窘的财政局面
财政奇窘，当然扼住了意图剿灭革命党的隆裕太后的咽喉。南京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日子也不好过。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道：“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指孙中山)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到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
当然，南京临时政府不可能真的库存只有十个银元，但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故事告诉我们，南京的财政周转已经全然失灵。1911年底，孙中山刚从海外回国，在上海受到江浙沪各系革命军领导人的拥护，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都认为他带来了几百万的华侨资助，有的甚至认为他已经身负列强的巨额贷款，甚至有“美金千万元”的说法。当然，孙中山只能用一句后来广为传颂的话来回答他们：“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没钱，只能借款。南京先后进行好几次对外商洽，进行了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借款、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等谈判，然而都未得到临时参议院的批准，仅在汉冶萍项目上得到了200万元的垫款，“随到随尽”。
孙中山在从美国回来的途中，就想到了向四国银行团(是1909～1910年间，英法德美组成的著名的四国银行团，专门负责对华的大额政治贷款，其核心金融机构是汇丰、东方汇理、德华、花旗等银行)借款。但是，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艾迪斯是这样答复他的：“在稳固的政府建立以前，不能期望得到贷款。”这倒并非是外资银行对孙中山及其革命行动有偏见，因为艾迪斯也是这样警告英国外交部，让他们在中国恢复和平统一之前也不要资助袁世凯。
不过，到了1912年2月12日，局面一下子灿烂了起来。当天，隆裕太后下诏宣布皇帝溥仪退位，并建议“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三天以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这样，袁氏取得了前朝皇室和民国政府的共同授权，得到了南北两方的共同认可，登上了最高位置。以此为标记，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又统一了，四国银行团也就开始重新审议对中国的政治借款。
从理论上来讲，中国此时虽然有两个中央政府，但袁世凯是惟一的大总统。自2月17日，即农历辛亥年除夕开始，他已经当仁不让地用“新举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开始发号施令。既然如此，南京方面的财政困窘也就成了北京的家务事。
袁世凯成了“新举”以后，北京政府的总理事实上已经是唐绍仪了。之前唐氏一直在上海同革命党商议如何和平过渡，缔造全国共和，如今既然要南北统一，他又专注于解决财政问题，并为此同四国银行团开展了新一轮谈判。谈判过程当然纷繁芜杂，而挽救财政溃决有如救火。因此双方达成协议，在借款合同尚未签订之前，四国银行团先在3个月内垫款700万两应急。
2月28日，第一笔垫款200万两通过上海汇丰银行，交到了南京的财政总长陈锦涛手上，声明以轮船招商局的船只作为担保品。这算是袁世凯给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份见面礼吧。然而，就在第二天，北京发生了开篇所述的驻军闹饷哗变。四国银行团觉得局势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么稳定下来，遂中止后续垫款，并延缓了借款谈判。唐绍仪气坏了。难道就如此走投无路了吗?
隆裕太后
02
1000万英镑的诱惑
当时的列强中，日本和沙俄也想加入对华银行团，但毕竟顾虑重重。中国政府的借款抵押，一般都用铁路作担保，日本担心自己加入后，中国将用由日本事实控制的南满铁路提出担保要求。俄国则担心中国获得借款后民族主义膨胀，威胁自己在外蒙的扩张。不过，俄国毕竟“眼光深远”，暗中要求同华俄道胜银行有密切业务关系的华比银行出面，以私家银行的身份同唐绍仪接触，以期多头渗透进中国官方的金融领域。
在俄国的运作下，唐绍仪开始同华比银行的驻华负责人德福思商议1000万英镑的商业借款。1000万英镑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相当于白银1亿两，换算成大洋，当有1.4亿元。这是什么概念?据前清于宣统三年所作的明年财政预算案，中央岁入当为1.9873亿元;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各省纷纷以不同借口不向中央解款，1912～1913年度，袁世凯政府的岁入为2000万元。
所以，如果仅仅实现华比银行的1000万英镑借款，并用其作为杠杆来整理财政、清理金融，中国的和平建设之路已经能够开启。然而，唐绍仪开始犯他第一个错误：继续同四国银行团商议政治借款事宜。
四国银行团因辛亥革命而终止了前清1000万英镑的币制借款，唐绍仪同美国财团代表司戴德私下商议，看能不能恢复谈判。没想到四国银行团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不仅答应重开谈判，还允诺立即垫款700万两白银，以解南北双方在军政开销上的燃眉之急。唐绍仪发现对外借款似乎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艰难，于是狮子大开口，向四国银行团要求，于当年夏天签署“善后大借款”合同，总额竟然达到6000万英镑之巨，供中国政府5年使用。
唐绍仪的错误还在于，他的借款建议忽略了袁世凯及其行政班子的裁量权。他此时还不是内阁总理，而即使是总理，难道如此数额惊人的大借款，不需要向总统汇报?不需要阁议通过?不需要财政总长参与?
清帝逊位后，袁世凯当天就将前清内阁各部大臣改称“各部首领”，后来被称为财政部的度支部，“首领”是周自齐，具体负责干部是陆宗舆，都是当世著名的财经专家。唐绍仪在商议借款前并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诚然也是落下了话柄。
也正是在此事前后，唐绍仪得了个“脾气暴躁”的终身恶名。
不过，以当时局面看，唐绍仪的“两手抓”方针显得圆滑老道。由于3月初的严重兵变，四国银行团一方面停止垫款，一方面因对金融利益的贪婪，和对中国强盛的担心，要求袁世凯保证，不接受除银行团外的其他借款。唐绍仪本来就有所准备，听到四国银行团这个垄断性要求，当即于3月6日发表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他下定决心同四国银行团翻脸，同时跟华比银行签订10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唐绍仪为什么如此着急，一定要得到这笔钱?因为，袁世凯已经内定他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不日发表。而依照当时南北双方议定的政府组织办法，国务总理的任命必须要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同意。说白了，必须要得到孙中山、黄兴及在南方一班军事实力派的同意。表决在即，空手就职可不行，一定要带点“见面礼”。袁世凯十天前刚得了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就通过汇丰银行隔空送了200万两给南京，这次自己亲自南下，用款肯定会更多吧?否则，财政如何解困，军队如何收束，这些临时政府的坛坛罐罐，又如何搬到北京同前清内阁合并?
于是，候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和候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临时政府还未正式成立的时候，就开始各有心思。华比银行的这笔1000万英镑借款，就像一把利刃，悄无声息地在唐绍仪和他的恩人、贵人、老上级袁世凯之间，划出一道深深的鸿沟。
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临时约法》;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1日，临时参议院批准唐绍仪为国务总理;13日，袁世凯下达唐氏的任命。唐绍仪就等着这笔钱了。
孙中山
03
迅速“沉没”的比款
问题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并不同意跟四国银行团闹翻。他急需用钱，也知道银行团的傲慢、专横和独占性。但是，作为政治家，他更需要从大局考虑。银行团背后是英法德美四国政府，还有跃跃欲试即将加入的日本、沙俄两大帝国。这6个国家，几乎就代表着全部列强。他断然不会因为区区1000万英镑，就得罪整个国际社会。
因此，3月9日，也就是北京电告孙中山，拟派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的次日，袁世凯同四国银行团以交换信函的方式，就今后的借款条件达成了协定。其主要内容是，银行团提出，“此后北京政府所需之垫款，及善后大借款，应由四国银行团尽先供给”;袁世凯则承诺，“中国政府向银行团等保证，在同等条件下，银行团等有决定承担大规模改革借款(即善后大借款)与否之权”。作为表达善意的方式，银行团在交换信函的同时，又垫付了白银110万两，给北京政府以支付军饷，解决前几天的“兵变后遗症”。
然而，唐绍仪竟然对此约定置之不理。14日，也就是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的第二天，他推说袁世凯已经同意，命令北京的度支部同华比银行签约。度支部“首领”周自齐不愿负责，就支使手下要员陆宗舆代行其事。
不过，这次签署的只是1000万英镑贷款的意向书，而确定的立即支付款项是100万英镑，七九折到账，以京张铁路为担保品。这笔79万英镑，约折合800万两白银的借款，在当时被称为“比款”。唐绍仪绝不会想到，这笔“比款”会成为缠绕其终身的噩梦。
按照媒体的描述，唐绍仪带了一半比款，南下就任国务总理去了。其实他带走的款子，一半还不止。据当时记录，他带给南京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白银，应该是430万两，其中分配给上海50万两，给武昌150万两，留在南京230万两。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个留在南京的230万两上。因为时人和后人都没法知道，这些钱终究用在了哪里。这230万两白银，就像航行在茫茫黑夜中的一艘货船，不慎撞上礁石，一瞬间就沉没得无影无踪。
这事儿在国内各界并没有引起多少重视。当时的官场，无论人事还是财务，从来习惯于暗箱操作，因此，虽然阴谋论盛行，一般官民却早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习惯、能力和兴趣。而且当时正好是南北政权交接之时，新规定新文件一道接着一道，令所有人都应接不暇，谁还会去关心这几百万元借款的进出?
然而，列强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受到了双重侮辱——刚刚成立的北京政府既违背了政治信用，也违背了金融信用。
袁世凯已经以一国元首之尊，同银行团达成协定——这也是中华民国元首第一次同外国缔结约定，没想到墨渖未干，他的总理就跟其他银行达成了1000万英镑的借款意向，并将其中的100万落袋为安。而且这百万英镑既由度支部签字，那就是显然的政治借款。银行团固然支持南京政府借款以编遣多余的革命军，但这必须有个明确的计划，比如现有军队的编遣标准是什么，以这个标准需要裁撤多少人，最后才能确定经费多少，还要监控各项费用的落实情况和后继效用。如今这笔钱，没有账目，没有流向，就这么凭空花销掉了，不由让银行团担心，今后中国的政治借款都会照此效仿。
于是，这次不是银行团出面了，而是英法德美四国驻华公使直接大驾光临，就比款问题当面质问袁世凯。据德国公使事后回忆，“袁世凯对于这件(商借比款的)轻率行为表示惋惜，他说，因为恐惧兵变会造成更加困难的局面，唐绍仪才会这么做的”。
然而，这次3月25日的抗议毫无效果。过了几天，正在南京办理内阁交接工作的唐绍仪依照之前的意向书，同华比银行签订了200万英镑的续借合同。4月12日，银行方面支付了25万英镑。此时的沙俄已经确定加入银行团，因此命令本国的俄亚银行退出华比银行的融资系统。银行团更是釜底抽薪，阻止华比银行在法国发行此次借款的债券，使得这200万英镑的合同就此流产。
20日，唐绍仪回到北京，就得知了这一连串坏消息。他闯了个无法弥补的大祸。27日，在同袁世凯秘密商议后，他正式为借款事件向银行团道歉，并且宣布永久取消对华比银行的一切借款，还承诺，“中国政府将不从银行团未来借款中偿还从比国公司方面借到的数目”。
然而，银行团得理不饶人。他们“痛心疾首”地认为，之前的清廷贪渎腐败，因此关税邮政需要洋人监督，列强政府也很少给予政治借款。没想到如今共和肇造，中央官员还是如此浮滥颟顸，不守信用。唐绍仪这次南下带去了差不多600万大洋的比款账目不清，稀里糊涂就给用掉了，民国的官员，不是渎职就是贪污。
就这样，唐绍仪又得了个“用款冒滥”的终身恶名。
4月底，四国公使明确提出，若是中国政府还要向银行团借款，其用于开支军饷、解散军队的，必须由列强军官监督;列强将选派本国审计员进驻中国财政部，监管借款进出;列强专家将参与借款的抵押品——盐政的管理和改革。对于这些丧权辱国的要求，唐绍仪当然是一口拒绝。5月5日，他正式将贷款谈判事宜扔给了财政总长熊希龄。然而，当熊氏以此事直接向袁世凯奉令承教的时候，唐氏又愤愤不平，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一日总理，即多负罪一日”。其所谓“背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背锅”。他一点都没躬身自省，正是自己的“脾气暴躁”和“用款冒滥”，才导致列强在借款问题上如此咄咄逼人。
袁世凯
04
被中断的仕途
新生的民国终究是缺钱。几经往还，中国政府终于同意了银行团(由于日本、沙俄的加入，现在已经是“六国银行团”)的要求，签署了垫款章程。该章程规定，用垫款时，必须由中国财政部人员和银行团派遣的核计员同时签字;还规定，由洋人担任的海关税司得以监督中国军队的发饷和遣散工作。合同签署的当日，即5月17日及后一个月，六国银行团分3次给予中国政府900万两垫款。
整个谈判都是由熊希龄主持、袁世凯同意的，但到参议院去接受质询，是唐绍仪这个“背包总理”必须接受的考验。20日，唐绍仪到国会汇报垫款章程，受到了严厉的攻击。江西籍共和党议员李国珍作了长篇发言，责骂唐氏是“亡国总理”，指责其“前后外交之失败，既以滥用失信用于外人，又善发脾气，致伤各国感情，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使中华民国几无存在之余地”。据说唐绍仪竟“木立无语，几及一小时”。
唐绍仪默不作声，或是无言以对，或是不屑一顾，或是不愿“背包”。不过，李国珍的批评诚然有理有据，不易反驳。共和党议员如此攻击唐绍仪，也有政治原因。当时唐绍仪是同盟会员，熊希龄是共和党人。签订有损国体的垫款章程，举国攻击熊希龄无能丧权，其中叫喊得最激烈的当然是同盟会员。共和党人自然不愿意“背包”，因此不管什么场合，都要在议场或报章上告诉大家：正是有了这个脾气暴躁、用款冒滥的同盟会籍国务总理唐绍仪，事情才会糟糕到如此不可收拾。
共和党议员甚至已经开启了弹劾程序，并将熊希龄列为“候补总理”。就在参议院提出对国务总理的不信任案的当天，唐绍仪即赴总统府，谓“参议员如此诋毁，以后不好任事，拟即辞职”。
袁世凯当然会慰留，唐绍仪也确实多留了几天。但无论在官场、议场还是舆论场，唐绍仪都成了一个人人讥笑的小丑型人物，再也承受不住任何突发事件的冲击。6月初，因袁世凯委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而未经唐绍仪副署，后者遂一怒之下出走天津，不顾袁氏派出的梁士诒、段祺瑞挽留，坚决辞去总理职务。
才诞生了3个月的民国第一任内阁，就这样垮台了!(摘自《同舟共进》文/克念)
刊小容天下，纸薄纳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