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天的历史记忆
    卢庆贻在发出电报的三天后，从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读到了方先觉军长的“最后一电”。
    1944年6月1日，驻防在衡阳外围的部队逐步调入衡阳城，参加衡阳保卫战。
     “根据当时的部署，上头估计最多一两个星期就能结束战事，所以只备了两个星期的粮食和弹药，但没有想到，战斗一直打了47天。”66年后，已经年迈的卢庆贻老人，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每一个日子。身体尚算硬朗的老人，坐在自己几十平方米的地坪中，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稻浪，向《法制周报》记者清晰地讲述着当年的一切。
     “衡阳会战打响以后，刚开始，我们的电台还需要与在城外的友军取得联系，但到了后来，友军全部入城以后，我们就只需与设在芷江的空军基地和重庆方面联系了。”卢庆贻等人奉命进入衡阳后，担负着军部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工作。电台共有四个报务员，每6小时一个班，24小时轮流值班。
     由于衡阳的电台功率较小，与重庆方面的联络并不顺畅，最后便只能通过芷江空军基地中转与重庆的联系，“我们要向重庆方面汇报，只能先将电报发到芷江，再由芷江转重庆；重庆方面过来的指示，也要通过芷江中转。”卢庆贻说，经芷江发往重庆的电报，每天定时四次，主要是汇报每天的战事、伤亡情况以及所需要的军备物资等等，但具体电报内容，发报员是无法了解的。
     “具体内容需要专门的译电员翻译。”卢庆贻说，密码只有重庆译电室的指定人员和军部随从参谋两个人知道，一般的人是译不出的。
    “47天内，经我们手发出去的电报无数，但这些电报都讲了一些什么，我们始终不知道。”
     衡阳会战的最后一电，是经卢庆贻手发往重庆的。电文的内容，卢庆贻在发出电报的三天后，从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读到了方先觉军长的“最后一电”。
    在回忆这一细节时，老人显得特别激动。
     “8月6日，军师长会议结束以后，参谋将一份拟好的电文送到电台，当时正是我值班。我按惯例将电文发到了芷江，此后，就再也没有向外界发出一封电报了。”
     卢庆贻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在弹尽粮绝、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第十军与日军签订了停战协议。他所在的军部电台也在完成历史使命后静音。
     卢庆贻说，此次停战协议，方先觉向日方提出了三个条件：保证官兵生命安全；收容治疗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第十军保留建制，不出衡阳，就地驻防。“当晚，方先觉军长就与日军68师团长堤三树男正式谈判，日方向第十军的顽强战斗意志表示敬意，并完全同意所有的条件。历时47天的衡阳之战，到这里算是落下了帷幕。”
     对于衡阳会战最后的结局，卢庆贻老人坚持认为不是投降。“8月8日，战斗停止以后，全城没有挂一面白旗，这怎么能算是投降呢？”在他的记忆中，衡阳守军共有17000人，最后只剩下不到2000人，“这其中还包括医务人员、后勤人员等非战斗人员”，除了6000余伤兵外，其余人员均已阵亡。
     历史资料显示，此次衡阳会战，日军共发动三次总攻，战斗结束后，日军五个师团伤亡人数，美国统计是7万人，中国估计是3.9万到7万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