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
    抗日战场长达14年的硝烟血火背后，其实一直存在着另一个无形的战场，这就是情报战。它是不见血肉横飞的暗战，然而又是如此重要，小到一拨炮弹定向轰击的精准方向，大到战略部署、重要军政人物的出行路线。战场上的胜负，往往在情报战结果分晓时，就已注定。
    01
    战争前夜的情报战
    1928年6月4日，距离标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还有将近10年。但这个时候，日本在华间谍活动已经全面铺开。主导者之一，就是川岛芳子的老师，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正是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于此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后来又陆续参与策划建立“满洲国”及鼓动“华北自治”。
    川岛芳子作为一心梦想光复大清的前清格格，怀着和日本老师不尽相同的目的，成了日本在华最得力的谍报干将之一。皇姑屯事件之后，作为日本军部“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满洲青年联盟”的活动。这是日本军部为了对付东北抗日活动而创建的组织，成员是一群狂热的日本人和中国汉奸。在川岛芳子的指挥下，这些青年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所部的驻兵情况、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
    不久，川岛芳子又被土肥原派驻上海。到上海后，每到周末，川岛芳子就精心打扮，然后出入上海几家闻名的大舞场，很快就引诱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之时，川岛芳子从唐有壬那里得悉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中央银行已经濒于破产，以及国民政府迫切希望停战，结果，日本政府得以在谈判桌占尽优势。事后，国民政府严查情报泄露，唐有壬受到追究。在唐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川岛芳子又将唐隐藏在家中达两周之久。
    此间，通过唐的牵线，川岛芳子结识了孙中山的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后来还做了孙科的日文秘书。1932年，从孙科口中，她又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对于日本军部制订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孙科也因泄露情报而受到蒋介石弹劾，又是川岛芳子让孙科悄悄溜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客船，帮助孙科逃离上海。
    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川岛芳子还曾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住所，与之攀谈，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日军植田谦吉师团长，因而使日军能主动地采取迂回战术，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蒋介石
    02
    国民政府中枢部门已被日谍侵蚀
    以土肥原为首的日本“特高课”，网罗了大批如川岛芳子一样的间谍，窃取情报，而直到“七七事变”发生，中国方面依然没有开展十分有针对性的反间谍工作。可以说，在前期的谍报战中，似乎始终都是日本人占据着主动，直到几年后极为严重的国务秘书黄浚泄密案发生。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主持国民政府最高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抢在日军行动之前，选择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这样就可以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和日海军陆战队围而歼之。
    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但在会后，黄浚立即将这个绝密情报告诉了日本特高科间谍。结果，就在蒋介石刚刚下达封锁命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却抢先一步，连夜东行，冲过江阴江面，撤出长江口。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此破产。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几次准备去上海前线视察及指挥作战，却因宁沪之间的铁路、公路都受到日军飞机严密封锁而一直未能成行。 8月25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26日，英国驻华大使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蒋介石可以搭乘他的汽车去上海，英国是中立国，汽车上有英国国旗，可以免遭日军飞机轰炸。蒋介石表示同意。黄浚正好列席会议，会后立即向日方传递了这一情报。
    8月26日，蒋介石因事临时取消上海之行。但在沪宁公路嘉定段，英国大使的汽车遭到两架日本飞机轮番追逐袭击，大使被炸成重伤。
    连续几次泄密，使得蒋介石意识到，日本间谍已打入了国民政府中枢部门。于是，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宪兵队调查内部人员，限期破案。
    破案小组筛选了几次最高军事会议的与会人员后，确认黄浚嫌疑重大。此后查明，在一家“国际咖啡馆”，黄浚的司机利用礼帽向日本方面传递情报——将藏有情报的礼帽挂在衣帽架上，然后让日方人员用同样款式、颜色的礼帽换走。最终，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黄浚死刑，公开处决。

戴笠
    03
    “中统”“军统”与“76号”的搏杀
    此后，随着战事愈发激烈，蒋介石越来越感到组建谍报组织对抗日本情报战的重要性。1938年春，在3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决定把原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扩大成为“中统”、“军统”、特检处等3个公开的特务组织，而以“军统”最为声名赫赫。
    抗战开始后，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依靠外国人的势力超然于战祸之外，而“中统”和“军统”在上海大量潜伏特工，刺杀汉奸和日本人，使得土肥原扶持汉奸协助日本人掌管上海的想法长期无法实现。于是，土肥原想到了创建和“中统”、“军统”一样的特务组织——汪伪76号。
    1939年9月5日，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丁默邨、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它成立后，由于人手不够，李士群曾想办法拉拢了一个青帮头目——季云卿，因此，季云卿的弟子也投靠了“76号”。就这样，上海最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机构开张了。
    在汪精卫来到上海组建伪政权之前，“76号”直属于“梅机关”(注：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称为“梅机关”，因该机关选址在上海虹口日本侨民聚集区一座被称为“梅花堂”的小楼里而得名)。
    不过，“76号”成立不久，就在与“军统”的情报交锋中吃了一个败仗。由于汪精卫与日本人一直在商谈密约，蒋介石命令“军统”设法得到密约内容。戴笠受命后，立即从汪伪政权内部物色人选，最终选定的是伪国府外交次长高宗武和宣传部长陶希圣。
    高、陶二人追随汪精卫出走时，对汪与日本人密谈的性质并未有充分思想准备，等见到卖国密约时，大感吃惊。同时，高、陶二人发现自己在未来汪伪政权中的位置双双落空。而此间，戴笠请时在香港的杜月笙派人与他们接头，答应摘掉他们的“汉奸”帽子并给予10万元的“活动经费”，于是，两人最终决意“反正”，依靠特权进入“76号”紧紧看守的“六三花园”，由高宗武用相机拍下密约内容，然后按照“军统”的安排，乘美国轮船抵达香港，将密约交给“军统”，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引得举世哗然。
    04
    大后方的密电破译战
    中日双方特工在“沦陷区”直面搏杀的同时，中国大后方的密电破译战也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在重庆，早年留学日本的译电员池步洲，年仅30岁，经验尚无，但是他发现收到的日军密电基本是英文字母、数字、旧文的混合体，这成为他破译日军密码的起点。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破译了截获的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1.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2.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3.帝国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
    与此同时，“军统”女译电员姜毅英也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知日军将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情报。
    蒋介石获悉此情报后，如获至宝，当即批示“速通知美国政府”。但美国人一向轻视中国，因而对中国提供的情报付之一笑。结果，日本于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凌晨突袭珍珠港，使美军太平洋舰队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由此，美方开始对“军统”刮目相看。后来，美国海军司令部主动找戴笠，协商成立了“中美情报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任副职。从此，大批美国特务人员及特种装备源源进入中国。
    1943年4月中旬，远在重庆的中美情报合作所得到两份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电报。后一份密电被池步洲破译，包括山本的到达时间、离埠时间和相关地点，以及山本即将搭乘的飞机型号和护航阵容等。
    蒋介石立即下令将此递交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这次，罗斯福命令海军部长诺克斯“干掉山本”。于是，4月18日，山本的战斗机队伍一如情报出现在南太平洋目标空域，即被美军16架战斗机急袭，山本的座机被击落，山本当场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