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胜韬略：在战斗中因地制宜灵活应用
    1938年秋，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潞城北村。
    利用地形巧布口袋阵，痛击日军苫米地旅团。1938年春，日军因后方交通线屡遭八路军袭击，便从正面战场抽回兵力，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进犯。八路军总部决定机动灵活地歼灭敌人，左权提议先打最狡猾的苫米地旅团。这一建议得到了总部其他领导人的认可。左权利用武乡县长乐滩的地形优势，将有限兵力分作3部分，利用地形布成口袋阵。待敌人全部进入口袋之后，左权一声令下———“打”，如长蛇般蠕动的日军队伍顿时被斩成数段。日军拼死挣扎，但终被歼灭。旅团长苫米地亲率精锐前来救援。左权又安排部队截击，使之仓皇而逃。长乐之战歼敌2000多人，缴获大批辎重。
    迂回设伏以小胜大，打赢府城大道阻击战。1938年2月20日，左权和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机关和特务团第二营由牧马村到达府城。只有一个营和一个骑兵排的我军，与日军一○八师团一○四旅团6000余人遭遇，当时沿线的百姓和军政机关都暴露在日军面前。虽然形势明显敌强我弱，但左权的意见是绝不能躲，坚决要打，以保护老百姓和地方政府转移。朱德再三考虑同意了左权的意见，并让他直接指挥战斗。左权将手里不多的兵力设置成两道防线：将一个连安置在安泽、屯留交界的“三不管”岭，组成第一道防线;将其他两个连放在府城以东的对口店、郭都岭一带，布置成第二道防线。朱德对安泽县县长邓肇祥说：“我带的队伍不多，全部用上了。你不是还有点自卫队吗?交给左参谋长去指挥吧，他很有办法。”
    一切布置妥当后，左权命令警卫员护送朱德去第二道防线，自己带两个作战参谋和一个骑兵班亲临第一道防线指挥。敌人先是用飞机侦察轰炸，接着用大炮远近炮击，最后是士兵抱枪冲锋。左权命部下既不反冲锋也不放弃阵地，敌人靠近时就甩手榴弹杀敌。战士们比赛似的看谁的手榴弹投得多、投得准。就这样打了一昼夜。敌人万万没想到，阻击他们3000余人进攻的仅有八路军一个连。夜幕降临，日军在山脚下燃起熊熊大火，以为我军会放弃阵地追击。左权却反其道而行之，命令部队后撤。
    23日上午，日军进到府城以东强渡沁河。左权命部队猛烈射击封锁河面。日军连续3次冲锋却未能前进一步。日军又改用“钳击”战术，佯攻对口店、郭都岭一带，主力则分两路夹击府城。左权则将我军之一部拆成小股，分头袭扰夹攻府城之日军。直到太阳落山，敌人才扑进了空城。第二天，左权集中身边仅有的3个连兵力，采取迂回战术，伏击了敌辎重部队，共歼敌200余人，击毁敌运输车80多辆，缴获数百包军衣、军毯及大批枪支弹药和食品。
    左权指挥的府城大道阻击战共打了四天三夜，战线东起“三不管”岭，西至尧店村，打击了敌人，保护了安泽县的老百姓，沿途45个村庄没有一人遭日军杀害，粉碎了日军妄图歼灭山西境内中国军队的企图。以“紧咬牛筋不松口”战术取得关家垴歼灭战的胜利。1940年8月20日至12月15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百团大战。自战役打响一个半月以来，在八路军连续大规模破袭和攻击下，华北日军损失惨重。从1940年10月6日起，日军调动数万兵力开始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10月19日，彭德怀和左权向八路军部队正式下达了反“扫荡”作战的命令，要求在敌人对各抗日根据地采取空前毁灭政策的形势下，各根据地党政军民要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在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袭扰之下，日军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于10月28日被迫撤到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附近，准备夺道武乡，退回沁县。彭德怀决心消灭这股日军。
    随即，他与左权等人研究制订具体的作战计划。10月30日，窜至山西左会的冈崎大队，在八路军阻击下被迫再次窜到关家垴和柳树村一带。此时敌已十分疲惫，我军歼敌时机已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编第十旅主力和决死队第一纵队两个团，以优势兵力将敌包围并展开猛烈攻势。一时间敌我对峙，战斗激烈。但由于地形复杂险要，日军武器精良，八路军每攻下一个阵地、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我方突击部队冲杀达5小时之久，仍未能予敌以毁灭性打击，战斗陷入僵局。当时，彭德怀和左权的指挥所设在离关家垴两三里处的一个窑洞中。为了指挥战斗，彭德怀前进至距敌人阵地500米的地方观察敌情。左权闻讯后，迅速命令警卫部队把彭总“架”下来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建议先把突击部队撤下来，重新确定战术。此外，他还请求直接上去指挥收拾局面。
    左权把指挥所设在离前线仅2里地的一个山坳里，命令部队将日军团团围住，不急不躁，稳扎稳打，环环紧扣，步步紧逼，“咬住”冈崎大队这块“牛筋”不松口。这种打法，避免了我方在跃进攻击中的大暴露，大大减小了我方伤亡;同时由于将敌“咬”得较死，敌重火力无法发挥作用，而只有劣势武器的我军因为攻击目标清晰屡屡得手。为了便于指挥，左权将指挥所随我方包围圈缩小，一次次向前推进，就近指挥。经过两昼夜的“死咬死磨”，冈崎大队精疲力竭，组织的数次突围也无功而返，最终被我军全歼，仅有30余人逃离战场。
    此役共歼敌400多人，大队长冈崎歉受也被打死。
    神机妙算将黄崖洞保卫战指挥得精确无比。雄踞山西省黎城县北境、太行山腹地险要之处的黄崖洞，设有八路军总部修械所，即黄崖洞兵工厂。从1939年起，它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在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有厂房12栋，安装各种机器40余部，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为此，华北日军长官冈村宁次视黄崖洞兵工厂为心腹之患。
    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同志在检阅部队。举手敬礼者为彭德怀，右三为左权。
    1941年11月初，日军三十六师团根据侵华日军华北司令部的指令，不断出动重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向黄崖洞进攻。11月7日，占据黎城的日军2000余人直接奔袭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对保卫黄崖洞兵工厂高度重视，将特务团和总部所能抽出的警卫部队全部投入战斗。在连以上干部的战前会议上，左权发出了“保卫我们的生命线”的号召。左权与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等人多次勘查地形，反复研究御敌方案。
    11月8日上午，日军菖目直兴大队抵临黄崖洞外径直向南口袭来，结果在阵地外踏入我军布下的地雷区，被炸死百余人。日军连续3次用尸体铺路才通过雷区。翌日，后续日军集中几十门山炮对南口阵地轰击，同时出动千余步兵进行冲击。特务团第三营在左权亲自选择的火力点上，以8挺机枪从左右两侧形成交叉火力，日军冲上一拨便倒下一拨。猛攻了一天，伤亡惨重的日军变换进攻方法，以千余兵力继续强攻南口，另以3个大队从侧后方向左会山垭口迂进，企图对八路军形成腹背夹攻之势。左权早有所料，部署三八五旅4个营扼守险要地段，把日军打了回去。日军要打下黄崖洞，只有南口一条路。打红了眼的日军在连续炮击中施放了燃烧弹和毒气弹，我军第三营几十个战士被烧伤或中毒阵亡。部分官兵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急躁情绪，要求主动反击。情况很快报告到左权那里，左权给欧致富打去电话：
    “你马上赶到南口去，告诉三营千万不可离开工事反击，日军就是要引诱我们离开阵地。”11月13日清晨，战况发生重大变化。日军以十几门山炮轰击南口东侧悬崖跑马站的1416高地。这里是黄崖洞的“软肋”———因为地势非常险峻，兵力不够的八路军只在此布置了一个排。左权不知道的是，特务团一个姓陈的参谋叛变投敌，使日军知道跑马站高地是防守最为薄弱的部位，因而被日军选择为突破口。
    左权闻讯后立即接通欧致富的电话：“除南口阵地不动，其余各个工事都只留下3个人，所有力量赶到跑马站高地，应对可能发生的变故。”左权预料得很准。就在当夜，日军从黎城开来援兵，增加了火炮，不停地轰击1416高地。黎明时分，跑马站失守的战况报到左权那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慌，跑马站丢了也不要紧。”旋即，他连续口授了3道命令：“特务团除南口阵地，其余各连撤到第二道防线水窖口;电令陈锡联旅马上袭击黎城，夺城后不作停留，立即驰援黄崖洞;电令六七九团、七七二团和新一旅二团迅速增援过来，赴东崖底、赵沟村加固我方阵地。”
    日军在攻夺了跑马站阵地后，将陆续开上来的近3000人分为4路，妄图合围八路军主阵地水窖口。而日军的每一路部队行至中途，都遭到伏击，直到11月16日，才好不容易进入了黄崖洞。可是日军看到的却是空厂房，所有机器设备已被转移。日军士兵无论走到哪儿，都要踏上地雷。日军在山上胆战心惊地过了一夜，得不到食物补给，只得在18日清晨沮丧而返。然而，黄崖洞不好进也不好出，左权早已布置4个团的兵力，在日军的必经之地三十亩、曹庄一带张网待敌，将日军打得大败而逃。光是曹庄一仗，日军就留下了100多具尸体。
    在黄崖洞保卫战中，左权指挥直接守山的八路军仅1200多人，与陆续增援达5000多人的日军，鏖战10个昼夜，共毙敌1000余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军官5名，我方仅伤亡营长庞粟以下166人，以6∶1的辉煌战绩，开创了中日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此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评价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