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洪学智当时挺激动：毛主席没有忘记我，而且认为我只是个认识问题。所以他就说：“请你们转告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到了许多东西。”然而，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改变洪学智的命运。大约在1970年年底，在一些人的纵容下，他还是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改造，被安排在加工连，喂猪、喂鸡、磨豆腐、磨面粉等等，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得干。那时，他已接近60岁了，因为身体还好，个头又大，干活从不偷懒，一二百斤的粮食袋子扛在肩上就走。
    给洪学智和万毅罗列罪名
    在批判会上，有人让洪学智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说总后是彭德怀的“黑窝子”，彭德怀和洪学智不是一般关系，不揭就是不老实。
     这些责难，让洪学智有口难辩。说实在的，他对彭德怀历史上的情况了解不多，只是抗美援朝战争时他们在一起，是工作关系、同志关系，洪是彭的下级，彭领导洪，洪配合彭，倒是合作得很好，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结下了革命情谊。这是很正常的“革命”关系，有什么可揭的！但好事者还是列出了三大“罪状”：
     一是说洪学智当总后勤部部长与彭德怀有关，是他许的愿。这件事情的原委是：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时，党委讨论决定让洪学智兼任司令员，他当时说服从决定，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回国后不再干后勤工作。当时彭德怀同意了。就在彭德怀回国前，召开志愿军党委会，洪学智跟彭德怀说：“你以前可同意了我在志愿军管后勤工作，等战争胜利回国后，我就不再干后勤了。”他这么一讲，彭德怀把他批了一顿，说：“共产党员干工作还讲条件，还挑挑拣拣？回国后如果让我当参谋总长，跑不了你还得干后勤。”就这么一件事，结果成了洪学智的一条罪状。当时，他心里真是不服气：当总后勤部部长是军委集体讨论的，毛主席任命的。军委会上通不过，毛主席不同意，能当总后勤部部长吗？怎么能说是彭德怀许的愿呢？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没人听他的申述，申述也没用，反而说你态度不好或不认识自己的问题。
     第二条“罪状”：在朝鲜打第五次战役前，一天研究作战方案，彭德怀让大家提出建议，这次战役该怎么打。洪学智建议把敌人放进来，诱敌深入，以逸待劳，选择好的战机歼灭敌人。邓华和解方也同意把敌人放进来打。彭德怀有自己的想法，不同意他们的建议。见彭德怀有些不高兴，他们几个副司令员马上站起来说：“仗还是要打，怎么打最后由老总定，我们提的意见仅供老总参考。”吃中午饭时，洪学智左思右想，觉得还是把敌人放进来打好。这时，邓华、解方都走了。洪学智来到彭德怀身边，很认真地对他说：“参谋有三次建议权，我认为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更好一些。”接着他又陈述了一遍自己的想法。他说完之后，彭德怀说他的意见也有道理，但似乎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还是按彭德怀的意见打的第五次战役。朝鲜战争结束后，向军委汇报作战情况，几个老帅都参加了。作战情况是邓华汇报的，后勤供应保障是洪学智讲的。最后，彭德怀作总结性发言。他说：“今天看，打五次战役时，洪学智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我没有采纳。”就这件事，有人做文章说：看！彭德怀多么器重洪学智！彭德怀可是只骂不表扬的！就你洪学智是个例外！
     第三条罪状是朝鲜给彭德怀授勋之后，有一次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彭德怀讲了一段话，他说：“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彭德怀之所以这么讲，是说后勤供应保障对前线作战的极端重要。因为志愿军远离祖国，战线很长，后方运输又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作战物资的补给十分困难。每一次战役，每一个作战想定，都不能不充分考虑作战物资的供应保障情况，都不能不受到后勤的制约。因此，作战取得了胜利，彭德怀对后勤保障和供应看得很重。他的话，是对全体后勤人员的莫大奖赏，也表现了彭德怀的伟大和谦虚。这也成为别人批判洪学智的“把柄”，说：“你看彭德怀多么器重你洪学智，连朝鲜授予的勋章都想让给你。”
     此外，再有一条罪状，就是说洪和黄克诚长期在一起。这不假：他俩在新四军三师时在一起，在总后又长期在一起。这就罪加一等了！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后又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要他交待问题，肃清他的影响。会上也没揭出什么问题。以后，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也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1959年10月，洪学智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下放到东北吉林省当厅长。
     对万毅的揭发和批判，也比庐山会议上有了发展。最为可笑的是，有人揭发他在西安事变时，把东北军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东北军一二○师师长赵毅。其实西安事变时，万毅还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会有共产党员的名单呢！而且当时赵毅还活着，找他核实一下不就会明白了。但是没有人核实，只管将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了事。
     9月11日下午，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宣布了对万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保留中央候补委员）。决定出来了，但是批判并未结束。军委扩大会后，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全体干部及总参、总后有关单位代表共220人，开会对万毅进行揭发批判，批判会持续了25天，最后给他作的结论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从此，万毅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离开了军队。
     被撤销了职务的万毅将军，只能足不出户地待在家里。直到1960年3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指定他到陕西省委，接受工作分配。这没有商讨的余地，他也没有别的想法，二话没说，于4月12日，带着全家从北京到陕西省委报到。陕西省委决定他到省建委任副主任。他当时也是带着一种今后要好好工作来弥补过失的心情，总想尽力把工作干多一点，干好一点。所以，分工一定，6月初，他就带着计划处的同志，先到宝鸡市几个工厂去了。
     可是，刚到11月中旬，又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命：由省建委副主任，改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为什么改任？后来才知道，中共西北局的一位领导到西安检查工作，得知万毅在建委任副主任，便说：“这么一个右派，怎么能做这项工作？这样使用不当。”省委就让万毅转到林业厅去工作了。
     万毅仍是抱着积极工作改正错误的心情，对干什么工作并不在意。况且自己也没有挑选工作岗位的权力。接到新的任命后，他立即就到林业厅报到。因为厅长很能团结人，万毅在那里还算顺心。他积极工作到1965年，省农业厅和林业厅合并为农林厅，万毅仍任副厅长。这使他有机会到下面的人民公社进行调查，了解一些当时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可是，没有多久，他又被调去参加“四清”工作，被分配到水利厅和农林厅下属的几个工厂搞“四清”。
     在这期间，他心中也盼望着能对自己的“问题”有个说法。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针对“二十三条”的讲话中说：“真正跟彭德怀、黄克诚跑的不就是那么几个人吗？”他指的是邓华、洪学智和万毅等人，这是又一次给这几个人定性，而且让全国上下尽人皆知。万毅又失望了。其实，他对弄清这个冤案本身，并不抱什么希望。只是想能在这里安下心来，能在林业这个专业上做点工作，出点力，也总算是尽了一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