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问起洪学智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吉林省重工业厅的造反派也开始“夺权”，从厅到下边企业单位的各级领导都“靠边站”了。洪学智很不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想不通又能到哪里讲理去呢！尤其是受“彭案”牵连被降职到地方工作的，更是“运动”的重点，只有“低头认罪”的份儿。因此，“文革”不久，洪学智就失去了工作权利，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没有了人身自由。那些“小将”们对他说：你是彭德怀的黑干将，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后来实行军管，他仍是被管制的对象，仍然没有人身自由。造反派开会批斗他，让他揭发彭德怀的问题。洪学智说：“我跟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几年，出生入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造反派骂他是“三反分子”。
     洪学智看了一眼骂他的人，心中的怒火突然蹿上来，大声说道：“我是三反分子，我一反封建压迫，二反帝国主义，三反国民党反动派。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造他们的反，推翻‘三座大山’，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
    “造反派”被激怒了，大骂他态度不老实，是又臭又硬。
     洪学智既是被批斗的主要对象，有时又被红卫兵拉到省里，作为批斗省里主要领导的陪斗。但洪学智的意志从未动摇，心中总想着，不管揪斗多么难以忍受，都必须挺住，坚持下去，终究有一天会分出个是非曲直的。况且，一个人死都不怕了，还怕遭批斗、受折磨吗？他暗下决心：你爱怎么斗就怎么斗，爱怎么批就怎么批，违心的话我不说，求饶的话我不讲，我就是要硬着头皮活下去，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一天！有一次他被揪斗，看到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侮辱他的话，一气之下，他把牌子踢出老远，也算出了一口恶气。
     群众性的揪斗“走资派”告一段落后，“造反派”见从洪学智身上挖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又“态度不好”，就想把他下放到农场改造，不让他“白吃闲饭”。他们把这个决定报告给上边，不知为什么上边没有批，把洪学智下放农场的事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有一次，有一位同志告诉洪学智，毛主席有一次见到韩先楚，问过他：“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毛主席说：“见到洪学智转告他，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洪学智猜想，可能是毛主席的话让“造反派”的打算没有得逞。洪学智是党的八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在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之前，中央开全会他有时还能参加。有一次在北京开会，韩先楚把毛主席的话转告给他。洪学智当时挺激动：毛主席没有忘记我，而且认为我只是个认识问题。所以他就说：“请你们转告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到了许多东西。”然而，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改变洪学智的命运。大约在1970年底，在一些人的纵容下，他还是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改造，被安排在加工连，喂猪、喂鸡、磨豆腐、磨面粉等等，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得干。那时，他已接近60岁了，因为身体还好，个头又大，干活从不偷懒，一二百斤的粮食袋子扛在肩上就走。
     在农场劳动，他虽然没有任何职务，但工资没有停发。他是行政六级（取消军衔时，上将都定国家行政五级，当时压了他一级），别说在农场，在吉林省也是最高的。那时候，由于搞“大锅饭”，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大河没水小河干，多数人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像他这样拿行政六级工资的，那确实算富裕的了。更何况，在农场劳动，又偏僻又闭塞，也没什么可买的。于是，不论谁有困难，他都乐意接济和帮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