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苏联确定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时间表，赫鲁晓夫还提出，在两个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赫鲁晓夫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斯大林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的基本理论，为此，上台后一直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在他执政期间，急于消灭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倡导下，大搞合并集体农庄。他在苏共二十一大还提出，到1980年，苏联将逐步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并没从根本上脱离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仍是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虽在头几年取得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并没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要害。
    赫鲁晓夫批判的是斯大林，而非斯大林主义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却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熟知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尔巴托夫指出：“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苏联）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美国）斯蒂芬？F、科恩著，陈玮译：《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后，当时不少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比赫鲁晓夫深刻得多。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是一种曾经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制度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的崇拜阶梯。”[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三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明确指出，要解决个人崇拜问题，必须改革“极端的中央集权形式”。（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陶里亚蒂言论》第2卷）由于中央集权的体制未解决，后来，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来了。这说明在党内没有民主又缺乏监督机制的体制下，斯大林的不良品质很容易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正像有人说的“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