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对盟国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在欧洲,纳粹德国正以惊人速度席卷东南欧及苏联的广大地区。在远东和太平洋,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帝国遥相呼应。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毁。同时,日本陆军南方军36万大军也发起大举进攻,数月时间,整个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沦陷。 太阳旗肆虐的狂潮中,有一座中国城市岿然不动,它能够创造奇迹吗? ▲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的攻势 刷存在感:日军谋攻长沙 ▼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军大本营从中国战场抽调了5个师团编入南方军。正当日军上下沉浸在南进作战势如破竹的狂喜之中时,有一个人却并不那么高兴。 中国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对大本营抽走他麾下的第四师团一事极为愤懑。他对幕僚们特别强调:“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 ▲ 日军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中将 阿南惟几迫不及待地想通过一次胜利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他很快抓到了机会。 有情报显示,在第11军当面的中国军队第2、第4军已由长沙南下,看样子是被派去支援驻港英军了。如果趁此时机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策应日军攻取香港,不是绝好的理由吗? 在得到了友军的同意后,阿南惟几立即制定了所谓“牵制性”作战计划:12月20日左右,向湘北新墙河一线发动攻击。首先以第六、第四十师团击溃并围歼新墙河一线的中国第20军的防御部队;然后投入第三师团于第六师团的右侧,把汨罗江附近的中国第37军击溃后结束作战。 ▲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军第11军作战序列 作战将持续两周。因为只是一次短距离进攻然后迅速回撤的作战,况且确实能够起到牵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的作用。但实际上,阿南惟几“已经考虑了进攻长沙的问题”。 是否进攻长沙在第11军内部发生了争论:如果进攻,不但超出了“牵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作战”的范畴,而且作战规模要比计划大得多。况且,在上报的计划中并未提及这一目的,如果未经批准就是擅自行动。然而,除了军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反对外,大部分日军指挥官都赞成进攻长沙。 实际上,第11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糊涂账,除了必须打一仗刷刷存在感的冲动外,无论作战步骤还是作战目的都模棱两可。甚至在发动进攻的前夕,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还提醒阿南惟几先不要向部队提是否攻占长沙的问题,以免人心混乱。 就在这种半蒙半骗的诡异气氛中,日军集结了3个师团又2个旅团6万兵力,配以空军、炮兵、坦克及海军舰艇支援,共计12万大军,展开了对长沙的第三次进攻。 诱敌深入:薛岳的“天炉战法” ▼ 1941年11月,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开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分析了日军再次进犯长沙的可能性和应对策略。与前两次长沙会战一样,薛岳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边打边撤,将日军诱至预定决战区域加以围攻。其基本要领,就是薛岳根自创的“天炉战法”: 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 ▲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 薛岳把新墙河至汨罗江之间地域,设定为伏击和诱击地带;把捞刀河至浏阳河之间,设定为决战地带。防御计划的第一步,是以20军、37军和58军等部逐次抗击日军以削弱其攻势,而后撤退至侧翼;以长沙城为饵,诱使日军钻往这个“炉底”。 防御计划的第二步,是以第10军为核心守卫长沙城,把日军牵制在“炉底”。此外,薛岳还动员作战地区的20万民众破坏所有的道路;把水田翻犁并蓄水;清查户口,严防奸细;组织战勤民工构筑阵地,输送给养和救护伤员。 “敌之进犯,无异自投天炉,予我以熔化之机。”薛岳踌躇满志。在长沙周边的30万中国军队严阵以待。 得寸进尺:自暴自弃之作战! ▼ 1941年12月24日,日军发动进攻。第六师团与第四十师团渡过新墙河,利用夜袭与炮击辗压中国第20军的防线。20军一线阵地仅守了一天便被全线突破,被迫撤退。军长杨汉域率领20军官兵在混战中继续顽强抵抗。 ▲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国军士兵 新墙河两岸战斗持续3天,随后,20军按照预定计划让开大路,向汨罗江二线阵地和两侧山区转移。日军高歌猛进,继续南下朝汨罗江推进。他们并不知道,“天炉”的第一层已经打开了。 12月26日晚,日军3个师团前锋都已推进至汨罗江北岸。就在这时,传来了香港被攻占的消息。根据计划,第11军的此次作战只是为了牵制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南下增援香港。既然香港已被攻占,第11军的作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阿南惟几不但没有停止进攻,反而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此时防守汨罗江的是中国第37军、99军和从新墙河撤下的58军。日军将攻击重点指向37军,以强大的炮火优势和空军支援,在不到3天时间里即突破了汨罗江阵地,第三师团更从汨罗江南岸向东横扫,企图包抄37军后方阵地。 鉴于日军已经南下,37军在薛岳的命令下按照“天炉战法”的原则向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的山地转移,对日军呈侧击态势,“天炉”的第二层又打开了。 日军自然也没有对此多加注意,因为此时,捞刀河对岸长沙城的轮廓已然出现在了他们眼前。利令智昏的阿南惟几向中国派遣军总部发出了计划外的要求攻占长沙的电报。令人沮丧的是,总部的回电并没有批准这个请求,只是命令第11军等待下一步指示。 阿南惟几已经等不得了,日本陆军下克上的痼疾再次发作,“乃独断决定命第三师团向长沙方面追击,同时向总司令官提出独断请罪。”12月29日傍晚,阿南惟几下达攻击长沙的作战命令。 负责后勤的军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对此极其不满,认为司令官完全是在意气用事,根本不顾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补给困难。 原定的作战周期较短,因此日军所携弹药量已经见底。由于地形崎岖、雨雪天气和中国军民对道路的破坏,日军渡过汨罗江后诸如坦克和重炮等机械化装备很难推进,运送补给的车队根本无法通行。 ▲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日军尸体 更要命的是部队士气的低落,日军一线官兵本以为12月31日可以结束作战,现在突然说要打长沙,出尔反尔,难免让军队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针对这种乱象,二见秋三郎露骨地批评道:“此乃自暴自弃之作战。” 不动如山:激战长沙城 ▼ 1942年1月1日长沙攻防战打响,日军第三师团首先与中国守军第10军预备第十师在长沙南郊的金盆岭至猴子石一线爆发激烈战斗。日军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守军阵地发动了多次猛烈冲锋,并最终攻占了一线阵地。 日军随后推进至由第28团防守的二线阵地,28团团长葛先才拒绝了让他的团撤到城墙上的命令,他认为以攻代守定可挫敌锐气,即使死了也值得。于是率部不退反冲,长沙南门外的日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当晚,第九战区得到蒋介石的嘉奖令:葛先才团长晋升少将,师长方先觉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 28团团长葛先才将军,后升任第十师师长 此时,日军破译了薛岳令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集结并准备围歼日军的电报。阿南惟几大感不妙,急令第三师团加紧对长沙的攻击。从2日凌晨开始,交战双方在长沙东门和南门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阵地几经易手。 还是28团,向渗透到白沙岭民房里的日军加藤大队发起反击,在激战中大队长加藤素一腹部中弹阵亡。中国士兵在他的尸体上搜获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被送到薛岳手中。他对此评价道:“虽仅一张薄纸,却比万挺机枪还重。” 这份文件上记载着第三师团出发时所携带的弹药数字。表明经过两天激战,日军第三师团已经精疲力竭,伤亡惨重,由于后方交通被切断,弹药即将告罄。 ▲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油画,日军损失很大 此时,中国第4军已经到达距长沙不足100公里的株洲。第19、第27、第30集团军也按照薛岳的部署正向长沙合围而来。“天炉”即将盖顶,准备熔炼。 日军第11军司令部里“充满了忧虑之色”。日军文件记录:“1月3日,我军主力正向长沙城奋力攻击时,在其背后出现了令人可怕的重庆军约30个师,正在压缩包围圈。” 负责掩护后路的第四十师团在金井附近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袭击,各个联队都已陷入苦战。更令日军官兵胆寒的是,在日军阵地附近的砖墙上赫然出现了这样一句日文口号:“湖南是日本兵的坟墓!” 动如雷震:撤退与截杀 ▼ 事已至此,日军第11军司令部的所有参谋都认为,不但长沙已不可能攻占,如不迅速撤退就要落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中。大受打击的阿南惟几不得不接受现实,在1月5日下令全军“反转”,日军攻占长沙的作战宣告破产。 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寒而栗的事实:在撤退的路上,大量中国军队正在恭候大驾。 在从长沙城到新墙河长达12天的撤退中,日军一路遭受多达5个军的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由于天气恶劣,日本飞机无法掩护地面部队撤离。日军不得不轻装夜行,狼狈不堪。 其中第六师团曾陷入中国军队7个师的包围,日军派去解围的第9混成旅团山崎大队反被全歼;第三师团遭到第4军、26军和78军的攻击,师团长丰岛房太郎负伤;第四十师团沿途遭到37军和78军轮番攻击,其中第236联队损失惨重,多名军官阵亡……日军以往不遗弃尸体的惯例也被打破,战斗地点尸横遍野。 ▲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遗弃的尸体 1942年1月16日,日军大部退回新墙河北岸的原阵地,中国军队停止追击。双方基本上回到了战前的对峙态势。1月18日,丧魂落魄的阿南惟几在汉口设立灵堂追悼死者。 根据日方统计,此役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这个数字严重缩水,日军实际伤亡数字远大于其公布数字。第四十师团之第236联队战后仅存50人;第六师团之第13联队自陈全联队死伤惨重;第三师团第18联队幸存官兵不足500人,由此可见日军伤亡之惊人。 根据综合对比,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伤亡至少应在万人以上。 ▲ 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装备物资 尾声:中国战区 ▼ 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盟国与日军交战的首次胜利,具有非凡的激励意义。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伦敦《每日电讯报》这样报道中国军队在长沙的作战。《泰晤士报》也发表评论称:“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来电祝贺,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盛赞长沙之战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中国多年来独立坚持抗战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终于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和赞赏。 ▲ 马歇尔 长沙会战期间,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商讨反轴心国家的战略问题。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的抗战牵制着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对太平洋战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 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提议建立中国战区并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表示同意。1942年1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正式宣告成立。中国抗战终于与盟国的反法西斯战线联成一体,为二战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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