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批党员，是指1921年7月中共召开一大时的党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中共第一批党员为53人。笔者有幸与他们中的4位：李达、董必武、罗章龙、刘仁静有过近距离接触。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我觉得把我与他们接触的细节记录下来，应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对校长李达的回忆
    我于1952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1953年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调到武汉大学任校长。1953年春夏之交，学校举行全体党员大会，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潘梓年传达中央的上述决定。在全校党员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李达。
    李达非常谦恭，他向全校党员表态，要与大家一起把武汉大学办好，贯彻好党的方针政策。从此，武汉大学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我在武汉大学期间，曾连续三年担任武大学生会秘书长兼文体部部长，主持学生会的日常工作。李达很支持学生会工作。为活跃学校文化生活，我于1954年春到解放军中南军区文工团联系，希望他们到武大演出。文工团领导认为这是加强军民团结的一件好事，决定到武大演出两场。李达很关心此事，不仅出席观看，而且要我陪同他到文工团的驻地法学院楼上亲自慰问演出人员。李达还特别指示后勤部门要搞好文工团的伙食。在李达的支持与关怀下，文工团在武大的演出很成功，还与武大师生举行了联欢会。
    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当时，许多学生向学生会反映，希望利用暑假到庐山一游，但当时学生的经济都很困难，最多只能支付往返汉庐之间的路费，无力承担住宿费，如不能解决住宿问题，赴庐山就不能成行。我想到国家为李达在庐山分有一栋别墅，供他避暑之用，但因李达工作很忙，经常不能去庐山休养，就向李达请示，本暑期他是否去庐山，他说今年不去庐山，可以把别墅给去庐山旅游的学生提供住宿之用。虽然因种种原因游庐山最后未能成行，但李达对学生工作的支持与关怀可见一斑。
    对师生员工的培养与教育，李达也非常重视。1954年，李达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于大会后返校，专门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会议精神，并对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内涵作了透彻通俗的解释。我作为法律系二年级的学生，对此感受非常深刻。李达还讲到了周总理在大会期间向与会代表介绍他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日内瓦会议期间放映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各国外交官员被影片深深打动，许多人还流了泪。报告会的当晚，在露天电影场也放映了这部电影，附近上万名学生来观看此片。李达的这次报告会引起的轰动效应，一时传为佳话。
    此外，他还特别关心职工的学习。当时武大成立了职工夜校，因为武大党委要执行中央关于肃反的决定，就从全校各系的学生党员中抽调20多人成立了“肃反办公室”，我就于1955年9月提前毕业进入“肃反办公室”当秘书，成为武大的职工，也参加了夜校的学习。李达亲自在夜校授课，主讲哲学，当他讲到新陈代谢时说：一个人的细胞也要新陈代谢，如果只生细胞，不死细胞，一个人岂不成为巨人而一个大房间也装不下了吗?引起大家一阵欢笑。李达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使大家学到了许多哲学知识。
    李达有胃病，常常带病给师生作报告，显示出勇于担当的良好师德。
    总之，我对李达怀有深深的敬意，因而文革中，所在单位组织人声讨李达时，我拒绝参加。我的武大留校同班同学参加了反李达的那一派，并标榜自己这一派是正确的，我义正词严地说：你那一派把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斗死了，还说自己是正确的，岂有此理!
    两次见到董必武
    我先后两次接触过董必武。
    一次是聆听董必武的报告。1956年9月我被分配到中南政法学院工作， 1957年元旦前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到武汉视察工作，并应邀在炮校(今中国船舶总公司701所)礼堂作报告。武汉政法界千余人到会，我们政法学院的法学方面教师都参加了，我坐在靠前排的位置，对董必武所作的报告听得很清楚。董老主要是讲中共八大有关政法工作的精神，就是走法制国家的道路，今天我们所常提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都包含在内。当天下着鹅毛大雪，礼堂内又没有供暖设备，董老在寒气逼人的讲堂上站着作报告两个多小时，与会者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会场千余人鸦雀无声，认真聆听董老的报告。至今回想那一幕，仍然记忆犹新，感人肺腑。
    另一次则是与他共同欢迎非洲外宾。1960年我在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分管外事。那年五、六月份，非洲的一位国家元首塞古杜尔到武汉访问，我带领几十位同学到武昌南湖机场欢迎这位元首。因为我是大学生欢迎贵宾的领队，可以进入贵宾室，我看到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也在贵宾室，他很随意地在那里来回走动，我就走向前问候他。他很平易近人，就与我搭起话来，我说：“几年前听您的报告很受鼓舞，但我校中南政法学院却与武大法律系合并到湖北大学成为一个系，原来每年招生四五百人，现在只招四五十人，很可惜。”他很从容地说：“事情总有变化，慢慢来吧，会好起来的!”
    此时，专机已到达，董必武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向专机。虽然与董老的对话只有几分钟，但却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与罗章龙多次畅谈
    罗章龙于1953年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我于1956年到校工作，虽然同事多年，但并没有来往。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罗章龙分裂党是其中的一次，这才引起我们的重视。
    当时的党史教研室负责人为马定中、丁焕春，他们俩与罗章龙约定每周三、六上午9至11时谈党史问题，我作为记录者参加谈话，前后共进行十次左右的谈话，可惜记录已遗失，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1917年冬寒假期间，毛泽东与罗章龙到衡山旅游。罗章龙爬到半山腰，不想再上山，就住在一个小旅馆内等候毛泽东，毛泽东冒雪登顶返回与罗章龙会合后返长沙，对此罗章龙很是感叹!他说：“我革命半途而废，毛主席坚持到胜利，衡山之行就是一个预兆，自己只在党内工作十年就离开了党，半截子革命，无限遗憾!”
    二是张国焘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况。罗章龙认为北京应选李大钊参加一大，但李大钊忙于在暑假创办工人夜校及其他工作，没有时间到上海参加中共成立大会，而张国焘很想出风头，就推举他作为北京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罗章龙很感慨地说：如果李大钊能出席中共一大，中共的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
    三是党组织的一些账目资料遗失很可惜。罗章龙于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的会计，此前也在北方党组织经手一些账目，这些党内经费的账册由他保管，本来交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但由于战乱，装这些账册的几口箱子却无法找到了。他向我们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以便去寻找这几口箱子，但在文革的那些混乱日子里，没有人理会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我为这些宝贵党史资料未能妥善保存而深感惋惜。
    四是党中央对罗章龙的晚年生活十分关心。粉碎“四人帮”后，把罗章龙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调到北京“革命博物馆”担任馆员，并在前门新建的公寓里分给他两套房子。一套他居住，另一套供他的儿子从新疆调到北京照顾他的生活用。1980年暑假，我与刘继增、袁继成到他的新居去拜访。此时，他已近90岁的高龄，却鹤发童颜，热情接待了我们三人，畅谈中共是实事求是的政党，使他晚年有了这样幸福的生活。
    从1971年到1980年间，在我与罗章龙的多次接触中，他没有表现出对党的不满，而是很谦虚地说自己与党内其他第一批党员相比，没有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感遗憾。
    拜见刘仁静
    1980年暑假，我与刘继增、袁继成合作撰写《武汉国民政府史》，于是到北京收集史料，访问有关历史人物。8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人到刘仁静的家中去拜访。
    刘仁静当时住的是一个单间，厨房在外边，用公共厕所，非常简陋。我们向他说明是来自湖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刘仁静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说：你们来自我的老家湖北，老乡见老乡，真是太好了!我们三人挤坐在他的床边，他当时正看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我们问：刘老看什么内容，这样专注?他说：湖北发生洪灾，我很关心抗洪的工作。我们为刘老关心家乡父老的冷暖而感动，便告诉他：荆江大堤很牢固，请刘老放心。
    寒暄过后，我们问刘仁静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侃侃而谈，说起他在文革中的种种遭遇。他被送到少年犯管教所，但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把他送到那里，推测可能是有关领导鉴于李达在文革开始时被斗死的教训，为保护党的一大代表，就把他送去劳改，可又没有理由，因而把他送到少管所保护起来。刘仁静说：我在少管所给犯错误的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教育他们改邪归正，孩子们也很喜欢我。这样，刘仁静平安地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而且身体也好起来了。说到这些，他说要感谢党对他的关照。离开少管所后，北京市的住房虽然很紧张，仍分配给他现在这样的住房，已经很满足了!
    接着，刘仁静又谈了关于一大代表选举的情况。他说，他是北京地区的代表之一，也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年纪最小的，当年是19岁，血气方刚，在大会上发言就比较激进。谈到一大上的其他内容，所述与现在的党史记载基本相同。此次拜访近两个小时，我们恋恋不舍地向刘老告别，他也欢迎我们再来。可惜的是，几年后，我们看到一条不幸的消息，刘仁静在晨练时，穿过一条马路到公园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不治身亡。党中央没有忘记刘仁静的贡献，把他安葬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