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就去世了，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应指望他们会活过来，并帮助我们解决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问题解决者之一。从哲学方面来看，他超越了毛泽东，将中国社会主义置于19世纪追求自强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传统之中。
     罗斯·特里尔是《毛泽东传》的作者，《我与中国》是他的又一力作。他以记者之笔，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游历和对中国的解读，记录几十年间世界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中美、中澳关系的峰回路转。这是一个美国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情澎湃的故事，这是东方与西方相遇的故事：总统、外交官、平民百姓纷纷登场，珍贵照片和独家资料全景展示。本文摘自《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澳大利亚镜像中的中国
     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是很有限的。当时有新华社通讯。这个通讯社宣称：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钢产量跃居前列……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可怕的谣言也从香港流传到澳大利亚。一些愤怒的中国难民逃到西方后大肆渲染在中国的苦难境况。墨尔本和悉尼的毛主义者里也有意识形态的辩论；愤怒的反共分子中包括认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西方传教士。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澳大利亚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澳大利亚仍继续承认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不过，整个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都没有在台北建立大使馆，也没有允许在堪培拉建立“中华民国”大使馆。读本科时，我帮助组建了一个“承认中国”团体，主张放弃台北，承认北京政权。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而澳大利亚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不承认北京的政策将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第一次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事实可以争辩，但不容否定。”
    哈佛镜像中的中国
     在美国政治领域中，中国问题总是很敏感，我的哈佛之路差点因此而中断。由于我1964年曾访问过“红色中国”，因此，要获得去美国的许可是很困难的。1965年9月，正当我已经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去马萨诸塞州时，墨尔本的美国官员却拒绝给我签证，理由是我反对越战，并且支持承认北京政府。在拒绝我的申请时，林·若可领事写道：“你的观点与美国的国家意志不一致。”这恰似一个外科医生告诉我“你的血型不符”。
     我一边拿着这封拒绝信，坐上有轨电车去美国总领馆，一边在深思“美国国家意识”的潜在含义。若可女士问我是否去过中国，我承认了这个“过错”，并宣称自己的动机是出于好奇。她把一份装订好的文件推到桌子一边。“这份抗议美国政府试验核武器的请愿书上是你的签名吧？”“是的。”“你知道在你签名的后面是谁的签名吗？”我看了下那一栏签名，认出了是墨尔本一个非常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的名字。我分辩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在你签名之后还有谁会签名。”若可女士并不在意我的话。
     哎呀，人生与其说是一场争论，倒不如说是一场搏斗。使裁决撤销的不是针锋相对的争论，而是工党的干涉。反对党领袖亚瑟·卡尔维尔给驻堪培拉的美国大使写信，说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没有任何瓜葛。若可女士很和善地放弃了先前的决定，给我办了签证，还祝我在美国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