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朋友
     郭沫若是著名作家，他也是毛泽东的朋友。1971年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并与我进行了交谈，《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当时年近80岁的郭沫若说，“你就像八点钟正在升起的太阳”。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个评论有多好。
     能从毛的老朋友那听到一些毛的情况，真的非常激动。郭沫若说，因为中国打算用英语取代俄语作为第一外语，所以毛泽东正在努力学英语。他学会的最喜欢的两个新短语是“法律和秩序”和“反对毛泽东”。郭沫若还告诉我，毛最近已经是第四次读《红楼梦》了。
     郭沫若说“文化大革命”“封锁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所有渠道”。他引用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怎样防止资本主义渗透的论述。他解释了毛泽东是怎样把列宁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疑惑的是，这样痛苦的代价是否值得。郭沫若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但我们在交谈中没有提及此事。
     这些步骤能成功地巩固社会主义吗？一个外国作家会强调这些远大的抱负或者结果吗？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告诉我《文物》和《考古》两个刊物将很快恢复出版发行。然而它们为什么会停刊呢？谈到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西方作品时，郭沫若非常激动。“我真的很喜欢雪莱。”郭沫若对其他浪漫主义作品也非常喜欢：“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TheRubaiyatofOmarKhayyam）也非常棒。”但是接着郭沫若又悄悄地说：“现在我们不再读这些人的任何作品了。”
     也许郭沫若真的相信左倾“文化大革命”运动拯救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实质。他坚持认为，只有毛泽东掌握了巩固革命成果的秘密。“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没有时间对它进行必要的研究。”
     我在杂志《动机》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郭沫若没有讨论的问题。“中国重新融入了世界历史，但是世界历史也受到中国红色革命的影响，”我写道。“令人难以忘怀的交战状态似乎是上天注定的。历史没有赐予革命政权和革命情绪以永久的保佑。”我对一些再度上演的英雄主义的结果表示怀疑。“红卫兵模仿长征史诗般的壮举，从重庆游行到北京，又能怎样呢？”我问道。“当共产主义的全部目标在于将过去少数人占有财富变为全体人民拥有财富时，他们怎么克服平庸化呢？现代中国将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一显而易见的规律。”
     在我起身向郭沫若告辞时，我拿出了自己存有的一本他写的经典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是我在香港买的。郭沫若告诉我应该烧掉它。但是，翻开这本书时，郭沫若微笑着大笔一挥在书上给我签了个名。
     在郭沫若和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中国人民对个人自由、勤奋工作、家庭价值观和财产权益的热情再一次被激发出来。毛泽东统一和巩固了中国。但是他不能改变人性。他不能消灭荣誉感、尊严感、人们对物质主义的偏好以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
     到过的地方1964年我曾来过中国，在这之后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后，视觉上看到的变化却很少。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其他城市的布局几乎没有变化。毛泽东曾使全国上下充满了高昂的政治热情，现在他们又重新陷入混乱；体制变革没能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几乎没有制定增强国力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有时我被带着参观某处似乎还在修葺的房子。我被领到指定的屋里，但不知道这所房子总共有多大，也不知道巨大的帘子背后有些什么。毛泽东当政时期，这种神秘部分源于中国“常态”的迷惑性。毛泽东后期的这种“常态”不是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特定时期的）政治产物。惠特拉姆带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很喜欢上海。我们抵达的那天晚上，空气闷热，不时有雷声滚过，黄浦江上悬着一轮明亮的满月。比起规规矩矩的北京城，上海的街道交错纵横，让人好不兴奋。人行道上的人们衣着轻便，晚上坐在竹席或藤椅上歇凉。好奇的人们流露出对外国来访者的欢迎。一群人望着我们，周南解释说：“他们想看看澳大利亚人长什么样！”从上海大厦顶层向下俯瞰，整个城市跃入眼帘，景色仿佛和悉尼一样。船只缓缓滑入泊位，阳光照在英国领事馆的草坪上，路上熙熙攘攘，嘈杂声不绝于耳。看见中山路时，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脱口而出：“这是伦敦的大罗素街吧，灰色的石头建筑几乎一模一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招待，惠特拉姆一行人被端上来的一条硕大的鱼给吸引住了，鱼头里装着灯泡，一闪一闪，鱼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些享用它美味肉质的食客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