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接受中共代表薄一波的“约法三章”，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之后，的确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实实在在地进行了三年卓有成效的抗战。他为应付时局，放手让薄一波组建新军，推动了山西抗日力量的蓬勃发展。阎锡山与中共在山西抗日战场上的三年合作，可谓功勋卓著，山西战场因此成为“模范战区”，阎锡山也一度成为全国上下备受称道的“抗日英雄”。
     然而，好景不长。山西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却让阎锡山绷紧了神经，他日益坐立不安。为守住这方土地，使之永远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不惜向并肩作战的战友磨刀霍霍，终于暴露出其反动的一面，由“抗日英雄”蜕变为“反共先锋”。
    为图存计，阎锡山抗日态度初现倒退迹象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从1936年11月薄一波来晋接手牺盟会到1938年2月临汾失守前，阎锡山实行积极的“联共抗日”政策。这一时期，是阎锡山在整个抗战时期表现最进步的时期，他为“存在”相继提出“守土抗战”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成就了山西抗日战场上国共合作最辉煌的时期，也使山西成为全国抗战模范省。
     然而，阎锡山能够与中共合作抗战，原本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存在”，欲假手共产党人“复兴”山西。一旦图存有了问题，他的态度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抗战屡屡受挫，阎锡山的思想悄悄起了变化。1938年2月，临汾失守前，阎锡山眼看着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大半沦于敌手，旧军溃不成军，节节败退；新军却越战越勇，迅猛发展。阎锡山想着自己一味继续抗战的出路，有所触动，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在“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即临汾会议上，阎锡山说：“再打下去会亡国灭种”，“中日战争总有和平了结之一日，我们以后不应该说反对和平妥协。”此次会议上，阎锡山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民族革命领导机构”作为“最急切的需要”提上议事日程，并且在他的授意下，参加会议的军政民高级干部108人发起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同志会”于2月16日成立，阎锡山任会长，并亲自指定旧军政人员和自己的亲信等13人任高级干部委员，实际上是把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人排挤出掌握军政大权的领导机构之外。
     转眼临汾沦陷，阎锡山仓皇逃到吉县。4月日军停止对山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山西战局趋于稳定，先于全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阎锡山死里逃生后，又开始认真思考起自己的“存在”：自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以来，太原失守，临汾陷落，旧军瓦解；为山西抗战，自己积极支持牺盟会的工作，扩建新军。时至今日，新军已有50多个团，主力部队达4个纵队，100多个县长中有半数以上是由牺盟会和决死队人员担任，新军人员和武器数目都超过了旧军。阎锡山意识到自己欲假手共产党人“复兴”山西的办法行不通，新军和牺盟会犹如放在自己枕边的炸弹，指不定哪天就把自己这把老骨头炸个粉碎。
     阎锡山渐渐感到，新军的发展大有把自己架空的势头，自己已经很难驾驭了。虽然旧军“存在着种种弱点”，但毕竟是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培植起来的。要维持自己在山西的存在，还得靠旧军。怎么办呢？他反复掂量，认为只有扶旧抑新，才能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