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旧抑新，阎锡山积极制造反共摩擦
     1938年7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秘密召开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会议一开始，阎锡山话语中就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气愤：“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看着眼前这些不争气的旧军将领，阎锡山继续为其晓以利害：“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为了能让晋绥军有所感悟，阎锡山不惜放出狠话刺激：“你们反对薄一波他们，你们算什么？薄某人是大骡子拉马车，轻松得很，你们这些人哪个能赶得上他？哪一个够格？”他强调说：“欲抗敌成功，必须先求军队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
    如果说7月的这次“古贤会议”是一次秘密“扶旧”会议，那么9月的“古贤会议”就是一个公开的“抑新”会议。
     9月25日，阎锡山再次在古贤村召开由军政民干部参加的“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阎锡山为实现其严格限制牺盟会和新军发展的目的，借助会议通过了他亲手制定的《抗敌行政机能十大纲领》《抗敌人员必戒二十条》《抗战必要条件六项》。《抗敌行政机能十大纲领》冠冕堂皇地提出“实行说服行政”“实行强民政治”“整理地方武力”“严格执行纪律”等十条原则，其核心是“走上复兴途径”，以便加强阎锡山的专制领导，重树阎锡山的个人威望。《抗战人员必戒二十条》更是体现了阎锡山“抑新”的心思，例如：“行政必受到日军和新军的夹击，哪怕不能全军覆没也必然损失惨重；如果决死二纵队不执行命令，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二纵队“叛变”，下令公开征讨。
     决死二纵队识破阎锡山的阴谋，断然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遂策动旧军向决死二纵队发动一系列偷袭和捕杀活动：扣捕大批政工人员、捣毁县政府和牺盟会组织、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等。12月7日，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义愤难忍，以个人名义致电阎锡山：
    总座伯川先生：
     六十一军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12月12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对恩师报告之最后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学生韩钧敬扣虞印。
     阎锡山接到电报，恼羞成怒，马上召开高干会议，宣读韩钧电文。阎锡山愤愤不平地说，我是司令长官，他却称我为先生；他是我的部下，却自称是学生；他还表示要在12月12日誓师。这是什么意思？明显是表示不相隶属了！韩钧反了！阎锡山遂以此为借口，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进行讨伐。于是“十二月事变”爆发。阎锡山最终还是撕下了统一战线的面纱，转身成为“反共先锋”，策动旧军进攻新军，新旧军的冲突与摩擦完全公开化。由于这次事变首先发生在晋西，因此又被称为晋西事变。晋西事变很快就扩展到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顿时，三晋大地一片狼藉。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应对方案，薄一波发电“要求所有新军部队，必须明确表态站在二纵队一边，予以支持”。在晋西，二纵队被迫应战，迅速成立“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清洗反动旧军官，成功实现战略转移，突出重围。在晋西北，中共中央军委派滕代远参谋长前来指挥作战，经过艰苦斗争，晋西和晋西北抗日武装部队胜利会师，清除全部顽固势力，使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连在了一起。在晋东南，有决死一纵队和三纵队活动。三纵队由于中共领导人麻痹大意，损失惨重，只有部分部队坚持战斗，冲出重围；一纵队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不仅未遭到损失，还积极支援了二纵队等部的斗争，宣传和揭露反共顽固分子的狼子野心。在晋东北，由于八路军力量占绝对优势，阎锡山未敢发动进攻，因而未受到太严重的冲击。阎锡山策动的十二月事变即宣告失败。
     在“十二月事变”前，阎锡山曾对局势进行过乐观的估计：决死一纵队完全为共产党所掌握，不易得手；三纵队和四纵队基本上为自己掌握和控制；二纵队新旧势力势均力敌，是需要与中共进行斗争来争取的。只要自己一声令下，“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夙愿必将实现。十二月事变的结果却让阎锡山难以下咽：除决死三纵队有三个团、二纵队很小一部分军队脱离出来外，其余33个团全部离他而去；在晋东南自己虽然取得局部性胜利，却也让蒋介石获得插足山西的机会；短短两个月时间，自己地盘损失四分之三，只得龟缩于晋西一隅，再图发展。
     一心图存，却作茧自缚，阎锡山懊恼异常，一股脑将怒气发泄在部下身上。于是，他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绥、第三十三军军长郭宗汾予以撤职留任处分；将骑兵军长白濡青和第三十三军的6个师、旅长一律撤职；将梁化之以责任重大为由，送往重庆，交由蒋介石处理。阎锡山的做法，引起许多高级将领的不满与恐慌，急忙另谋出路，如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八十三军和第十九军军长等纷纷弃阎投蒋。
     阎锡山在遭受军事上的重大打击之后，政治上也陷入困境，遭到爱国人士的唾弃，蒙受巨大损失：“模范战区”的美称丢了，“抗战英雄”的桂冠也丢了；进步人士纷纷脱离二战区。阎锡山举目望天，倍感孤独，脑中盘旋着那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如何才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