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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词人姚谦:我一直用手写,坚持每个字都是我选定的 | 写作者访谈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文丨李依蔓

姚谦说自己是个有长性的人,从入行到2005年离开,在唱片行业一做就是将近20年。
    但如果在26岁那年,姚谦拿到的第一份offer不是来自唱片公司,他也许会成为一名编辑或电影工作者,名字不会在华语流行乐坛中占一席,和李玟、萧亚轩、王力宏、蔡健雅联系在一起。
    1987年,姚谦离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汽车公司展示员,经过半年的休养,踏上了一场四天的独自徒步旅行。他在旅行中决定自己未来想要进入的领域是出版社、电影、音乐三选一,随便哪个都可以,跑腿打杂也可以。所以假设进了出版社或电影行业,姚谦也有极大可能会一头扎进去,做个几十年。
    那一年他没想过自己会写歌词,会因为一项两个小时完成的电影《鲁冰花》配乐工作而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会成为索尼唱片、维京唱片的高管,会被媒体冠上“最懂女人心的写词人”称号。不过姚谦有些无奈。据粗略统计,姚谦曾为至少130名歌手写过歌词,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男歌手,但大家似乎都只记得他写“女人歌”。

姚谦在1987年来到台北,那一年唱了40多首广告金曲的周华健崭露头角,邓丽君发行了她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我只在乎你》。第二年,虽然蒋经国逝世让台湾娱乐业萧条了一个月,但在党禁、报禁开放的文化利好背景下,台湾唱片业迅速发展,光是下半年的唱片销量就达到前两年的销售总和。
    误打误撞地闯进音乐圈,踩上了台湾唱片行业产业化节点的姚谦,从每天“傻开心”、什么都做的唱片业学徒,转型成为一名专业写词人、制作人,沿着唱片产业巨型齿轮压出的印痕越走越深。
    2005年,姚谦从维京唱片离职,离开唱片行业,进入“半退休”状态。他见证了唱片业平地而起,盛极一时,又在互联网冲击下日益衰颓的起落变化,留下超过600首歌词,包括流行音乐、音乐剧、电影配乐。
    成为“自由人”的十年里,姚谦的词写得少,更多是应邀撰写随笔和专栏,关于情感、艺术、旅行。
    谈及写作内容的变化,姚谦这么写道:“当真实生活的质量及不上书写的数量,创作与谎言只是一线之差。创作若没有名与利的负担,也没有屈于怕被遗忘的廉价自尊之下,那才是一种自由。当我不断地这么告诉自己时,歌的完成量减少了,生活的质量却渐增。旅行、阅读、尝试错误,都是值得书写的生活。书写有了意义,让我有种又活过来的存在感。”
    2017年7月,姚谦出版了自己人生中的第六本书。和之前所有的歌词、随笔一样,这本19万字作品集里收录的文章,都是姚谦在平板电脑上用食指写完的。电子产品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姚谦的写作习惯,不过让他从用笔在纸上写,变成用食指通过手写输入法在屏幕里上写而已。
    “写下哪个字,就是我选择了哪个字,不然用其他输入法会跳出很多相关的字,会打乱你的思路。”
    姚谦很固执。
    出版社为姚谦安排了七场新书发布会,第一场在北京。姚谦记得自己第一次到北京时,住在长安街边上的一个酒店里,他竟然没有异乡感,觉得自己回到了放大了好多好多倍的小时候生活的眷村。
    在那个小小的村落里,男人们都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姚谦的爸爸来自浙江,对面的周伯伯来自湖南,每次家里要炒辣椒时总会提前告知邻居,小心被呛。他记得如果要吃馒头,一定要去村子另一头山东叔叔家。他记得牵着妈妈的手,到眷村其他嫁给大陆军人的台湾本地太太家里,和她们的孩子一起打发炎热又漫长的台南午后。
    在6岁到25岁之间,姚谦几乎没有离开过台南。

台南出了许多文艺人,比如李安、侯孝贤、魏德胜。台南还是许多影像的背景元素,是《童年往事》里阿孝咕的祖母寻找与大陆家乡相似的风景,是《冬冬的假期》里一个见识成人世界各色面孔的童年暑假。台南也是姚谦希望花笔墨去书写的记忆之地,他怀念那个30台币就能连续看两场电影,被西方电影和文学喂养的少年时代。
    三明治和姚谦聊了聊,这位从台南走到台北的文艺人,这位同时身为写词人和专栏作家的写作者日常。

阴差阳错,进入唱片行业
    三明治:你是一个从小对文字、阅读就有兴趣的人吗?
    姚谦:小时候我就很爱看书,台湾有个儿童刊物叫《国语日报》,上面有四格漫画,比如小亨利,有用儿童口吻写的新闻文章,有作家介绍、科学知识。报纸上有注音符号,不认识字也可以用注音符号去读通意思。
    当时以我父母的薪水来说,订这个刊物是有负担的事,因为他们会订一段停一段时间,停之前他们会告诉我,下个月没有了喔,以后有钱再订。我知道没办法,所以每次要停掉的最后那几天,我就会特别渴望,很珍惜。
    停订的有一天,我记得我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送报员过去,对他笑,结果他停下来,把报纸给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之前经常订,他就等我。我拿过报纸快速地看,突然我妈看到我在门口,可能是怕我耽误人家,让我快回去,我就把报纸赶紧还给他。
    三明治:小时候有什么特别的阅读偏好吗?
    姚谦:小学五年级我们家搬到台南县,那时候个性比较活泼,认识了一个纯粹的台湾人,以前在眷村长大,认识的全是眷村的小孩子。他家境很好,家里高学历、有产业,他是长子,特别斯文友善。儿童读物那时候最有名的是东方出版社出的书,他家里有完整的西方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儿童再重写版本,还有福尔摩斯等等。我就像突然有了一个图书馆,几乎每周我都会点书,他带来给我,看完我还给他,再换下一本。
    那两年是我很快乐的时光,我看了很多古典文学的童书版,很感谢那段时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山伯爵》和《茶花女》,对巴黎充满了幻想。不过我最迷的是侦探类的小说,发现亚森罗平比福尔摩斯好看,因为我觉得他是反派的正义者,比较顽皮。
    三明治:之前你被采访时提过很早就看过琼瑶的爱情小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姚谦:应该是初中,以前在书店看过但看不懂,真的看明白是在初中。以前暑假我和我妈妈回娘家,乡下有山有河嘛,我会玩得很疯狂,我妈为了约束我,让我必须睡午觉。我舅舅喜欢阅读,家里有很多杂志和书,所以每天“午睡”一个小时,我就会读舅舅的《皇冠》杂志上连载的琼瑶小说。所以说我看琼瑶中毒得很早,看完觉得,喔原来爱情是这个样子,会经历各种曲折,克服完之后才是伟大的爱情。
    三明治:那个时候喜欢写东西吗?
    姚谦: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刊物叫《王子》,那时我已经在《王子》开始写文章了,就是儿童杂志会让儿童投稿,写小学生作文,就像现在自己写专栏一样。杂志不会命题,会在投稿里进行筛选。
    还有一个故事,到中学比赛考试,写作文都是我的拿分项目。那时台湾只有一家还是两家电视台,热门动画放完经常会出漫画册,电视台就会征文,获奖的人会免费得到漫画册,结果我真的就得到了,礼物一寄来就被父母当做珍藏本,那是整个台湾的比赛。
    三明治:写作给你带来许多奖励,对于小时候的你或者爸爸妈妈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吧?
    姚谦: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骄傲吧,对我来说,可能我天生不在意这些,就像我现在常常会觉得,“被人家认识”这件事不属于我,即使现在工作需要面对很多人,我还是觉得,那是一个不属于我应该面对的世界。这可能和我父亲有关系,我父亲到现在还是自己玩得很高兴的人,我可能有遗传到这样的基因。我只有自己玩得很高兴,我才能不被剥掉自由。

三明治:小时候有没有想过,未来自己会和文字有这么深的关系?
    姚谦:完全没有。小时候被关注不是因为文字,我写得好只是因为我爱写、可以写,但画画让我被注意到,我还代表过我们城市去比赛。所以大一点的时候,我以为我的未来会和画画有关,我很喜欢美术,大学又学的是工业设计。不过后来美术不被看好,学校把美术科系关了,我们被迫转系到纺织。当时不喜欢纺织,但现在我还挺喜欢服装、布料,所以那时候挺挫折的。
    三明治:但大学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和文字、画画都并不相关?
    姚谦:毕业之后,传统价值观念里是要有稳定工作,于是我就去一家汽车公司当展示员,穿很干净的西装,笑容可掬地向客户介绍产品,想办法把他的电话地址留下,让业务员去销售。虽然我不直接销售,但展示员能留下多少电话,销售人员才能有多少销售可能,大家都有压力。所以那时候生活不规律,肠胃就出问题了,我回家休养了半年。
    身体实际上三个月就差不多养好了,另三个月没有上班压力,我就大量阅读,去影像出租店租盗版电影,每天至少看一部,其他时间看书。那是我痛快阅读的三个月,也能够懂得思考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去徒步,从台南越过中央山脉的南部横贯公路,到达台东。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旅行,一直在想人生到了25岁怎么办这件事。
    三明治:徒步归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什么结果吗?
    姚谦:在徒步的过程中,我想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我做什么工作有关。我想进入的行业只有三个可能,出版社、电影、音乐,于是回来之后我就和家人说,并且开始寄履历表给出版社、电影公司、唱片公司,我想先进去从最底层做起,哪怕是场务、美工、打杂的都行。后来我收到一些拒信,有的就根本没回音,我去查怎么回事,才发现我投递的职位全部在台北,我的寄信地址在台南,他们怎么会录用一个身在台南且没有经验的人呢?于是我决定去台北,这样至少能让我的寄出地址是台北的。
    三明治:到了台北之后,唱片公司的工作是你拿到的第一份录用通知,还是你在几家公司里选的?
    姚谦:海丽唱片是第一个回复录用我的公司,然后我就辞掉在台北餐厅打工的工作去上班了。
    三明治:所以这真的非常戏剧性,如果你拿到的第一份录用通知来自电影公司或出版社,也许现在就不是音乐人了。
    姚谦:对,如果第一份工作是在电影公司或出版社,我就在那里了。我现在慢慢理解自己,我是一个有计划、有远程目标的人,能一直耐着性子,直到得到我想要的。当时没有选择,三个行业里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我可以在一个行业熬十年。
    “最懂女人心”的词人?一个误会
    三明治:进入唱片公司之后,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和规划吗?
    姚谦:没有特别的期待或者规划,我一开始特别高兴做这份工作。那时候唱片公司很小,不会觉得是可以赚到钱的工作,只是觉得很喜欢。当时有人说我是“笑面虎”,因为我上班老在笑,其实我是真的很开心,很享受那份工作。
    三明治:最开始在唱片公司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样的?
    姚谦:最开始样样都做,宣传、公关都要做,后来唱片必须产业化,必须分工,我必须选择面对媒体还是制作。我选择了制作。我老板也觉得我更适合制作,因为我不喝酒,出去公关不合适,他觉得我过于乐观,不够复杂去盘算进退。有时候和媒体吃饭,没话说了我就在那边玩自己的或者看书,有一次最离谱,被灌了酒我也不知道拒绝,就在那边睡觉。老板开玩笑说我是带不出去的,所以我就做制作。
    三明治:你进入唱片业之前,台湾民谣火了一段时间了,有没有自己尝试着写过歌词?
    姚谦:没有,我对音乐是一直有兴趣,我妹妹现在还是钢琴老师,我也算是写词人里面少数能看谱看到很复杂谱子的人吧。但我知道我不是唱歌的人,我一直对唱歌、拿乐器表演是没兴趣的,我一直对上台、名字被公开这种事,不是抵触,而是希望保持不被刺激、保持无感的状态。
    我一开始在唱片公司写文案,因为写东西不错。那时候唱片公司会从广告公司挖角文案,所以很多写词人是广告公司文案出身的,我是少数就是唱片公司出身的文案。当时老板找的写词人拖稿了,艺人又没时间等,老板就问我文案写了那么多,要不试试歌词,我就连夜写了。那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歌词,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有写词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是被需要的。

三明治:号称台湾娱乐圈“教母”的张小燕曾经评价你是“最懂女人心”的写词人,很多人也都把你和“女人歌”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个说法你认同吗?
    姚谦:这个最早是张小燕说的,那时候新闻标题就用“最懂女人心”,偏偏点击率还很高。我不否认我对女性第一人称的书写还可以,但那次之后,大家好像都忘记我写过男人歌,都只记得我写女人歌,以前只是偶尔有人提起。
    我觉得只是我的思维比较擅长对位思考,我现在看小说很多时候会以女一号的视角来看这个故事,比如最近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我很喜欢罗子君的妈妈这个角色,她的卑微、放大的自我保护,让我很能体会。但最让我没感觉的是罗子君,完全是依赖男性塑造出来的角色,要靠一个无瑕疵的男人救赎,我特别反对。
    三明治:你在台湾的眷村长大,眷村应该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环境,这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姚谦:我记得第一次到北京的感觉,觉得北京就是放大很多倍的眷村。小时候家对面讲长沙话,隔壁有山东口音,到北京了发现到哪都有口音,和眷村一模一样,饮食也是有差异的,什么菜都有。
    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对面的周伯伯大概每周两次左右会炒辣椒,他会通知大家关窗,避免被呛到,尤其是小孩。所以每次家里要关窗我们就知道,周伯伯又要炒辣椒了。还有我们从小就知道山东馒头最好吃,馒头一定要买巷弄最里面那头的山东伯伯家的。
    眷村里大多是大陆军人娶了台湾本地女孩做太太,有各种各样的口音,难免有冲突。有一天山东伯伯家吵架,她太太一直尖叫,很多人围观。那时候晚饭时间,家里不让我们出门,我们吃完饭才被允许出去放风一下。我就很关心那家太太怎么样了,偷偷去看。我现在说的时候还能想起来,我看到她还坐在那里哭,头发被剪光了,围观的人都走了。她在坐在客厅偏走道的地方,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她半侧着脸,头发零零乱乱的样子。
    所以说我从小就是比较擅长换位思考,就像小时候只有20分钟放风玩的时间,而我把那么宝贵的时间用来去看邻居家的妈妈。
    三明治:可以说你是天然地更关注女性主题,因为女性常是处于弱势吗?
    姚谦: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我觉得现在女性的地位是得到提高的,虽然很多女性还是很辛苦,特别是对未成年女性的保护和支持还是偏弱。我现在觉得“直男”这个群体反而是弱势,特别是还没有钱、没有权、还在奋斗的直男,他们对取巧、柔韧不那么厉害,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写了《直男的脆弱》这篇文章。
    还有最近的同婚(同性恋婚姻)制度,我发现当支持同婚慢慢变成主流,反同婚的人反而被嘲弄,被塑造成同一类的形象。我不反对同婚,我支持同婚,但我会觉得当反同婚的人都被指责,我会思考他们反对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一味说他们顽固、不了解世界、不体谅别人。当弱势和强势反过来了,对反同婚群体的呈现只有丑陋面,你愿不愿意去思考,他们是只有保守和食古不化而已吗?所以我经常会和人争执,同婚以前受压迫,但现在成为主流时,反而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曾经反对自己的人。
    “我坚持每个字都是我选定的”
    三明治:最近刚上市的新书《如果这可以是首歌》,是你的第六本书了,好像你的作品大部分是随笔合集?
    姚谦:我几乎都是随笔合集,除了四年前的原创小说《脚趾上的星光》,其他都是用我在台湾、大陆写的很多专栏文章。出第一本书时,是之前一位唱片公司的员工去了一个出版社工作,他把我最早期在台湾写的专栏都翻出来,编好了来和我说,书名都起好了叫《我愿意》,我也不好说什么,就当帮年轻人创个业。专栏我很愿意写,但如果不是第一本书他那么提,我是不会想出书的事的。当时我都不喜欢《我愿意》这个书名,但他们觉得这个名字符合商业诉求。
    三明治:所以随笔集基本上还是编辑整理出来的。
    姚谦:所以也是承蒙看得起啊,我运气比较好,有主编愿意帮我整理。像上一本《一个人收藏》是把以前书里没有收的艺术类专栏整出来,这一本基本上集中最近三年的专栏,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主题是旅行。这本书的编辑是我上一本书在西安签售会的读者,当时她还是大学生。和音乐一样,我很想看年轻人的观点,她的编辑我很喜欢。
    三明治: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专栏?
    姚谦:很早了,从最早台湾报纸副刊有文学的时候我就写了,比如《中国时报》、《文学时报》。那时候管理工作很多,所以没有很固定地写。后来发现大陆的文艺期刊文艺气息很浓厚,我经常看,当他们有邀约的时候我就会写,以前还是以女性月刊为主,近十年左右写艺术类的更多。最近有一些新的变化是写数位刊物(电子杂志),先期给订阅用户看,之后才能给公众阅读。
    三明治:最开始写的专栏是什么类型的作品?
    姚谦:最开始我在点将唱片自己的刊物匿名发表短篇小说,那时候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粉丝,会出专门给粉丝的刊物,我们的叫《点将录》,一个月出1-2期。里面都是明星的资讯报道,唯一有一篇文艺小说,就是我的,每篇1000-1500字不等。那时候他们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想写小说,就写了,用笔名发表,没人知道是我写的,现在我连笔名都不记得了。
    三明治:如果自由写作的话,似乎你更喜欢写小说?
    姚谦:其他随笔专栏对我来说,像记日记,但小说是我到现在都念念不忘的,将来我还有写小说的计划。
    三明治:可以聊一聊你六本作品里唯一的小说《脚趾上的星光》吗?这个故事你用了书信体的方式来呈现,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姚谦:我最早看的书信体小说,是一个意大利女作家的作品,故事讲的是一个祖母给孙女写信,那个孙女是祖母带大的,叛逆期不读书,独居的老太太就开始和孙女写信,写到她过世,梳理一些女性关于家族、社会的经验,很感人的一个小说。
    《脚趾上的星光》讲的是一对恋人在台北和北京异地相爱,彼此通信。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从台湾到北京工作,每个月一半时间在台湾,一半时间在北京,生活有很多很大的变动。关于两座城市生活的体验,我有很多感悟想说,于是就把这些话化作一对情侣的书信对话,把那几年的经历浓缩到这对情侣的两年里。
    三明治:据说当时你为了写这部小说,停掉了手上的很多工作?
    姚谦:是的,当时停掉了手上很多事,采访活动都不参加,朋友的活动也不参加,只写作。小说里台北部分的信我都在台湾写,北京部分的信全都在北京写,我很看重书写时现场即兴的感受。平常我一般一个礼拜在北京,一个礼拜在台北,但为了在北京完成北京部分的写作,我特意把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拉长到2、3个礼拜。那是2009年的冬天,后来再回头看书里写北京冬天的部分写得特别生动,因为那时候我就生活在北京的冬天。我记得写完之后就是2010年农历过年,我回台湾和家人过,后来花了差不多三个礼拜把后面台湾部分写完,润稿花了一两个月。
    三明治:推掉所有工作写小说,每天大概生活是什么样的?
    姚谦:《脚趾上的星光》这本小说写之前,我是把故事大纲、结构全部提前想好、梳理好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按大纲写完。每天写作的时候我会安排好,起床后喝完咖啡,写几个小时,休息散步,再接着写。晚上一定要抽离开,可能看个电影、听会音乐,再睡觉。写三、四天后我可能会休息一天。
    三明治:比起写小说,写自己的专栏的时候,会不会比较随性自由?
    姚谦:以前工作时我是一个严格按时间表来做事的人,习惯了,书写我也会找到自己的节奏。我刚刚在车上还在和工作人员说,问他们这几天行程里,每天有哪几个小时是有休息的,我知道我还有多少稿子、什么稿子要交,我会把时间很精准地分配完。
    我一直说我希望自己“晚节能保”,我最大的“晚节”就是,我向来是个不拖稿的人,所有和我合作过的人都知道,我一般都会提前交稿,即使出去玩我都会是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因为我要知道下面的行程。
    三明治:很多写作者都是需要Deadline来催促他们完成任务。
    姚谦:要催稿的是林夕不是我,哈哈。
    三明治:刚才你提到手上会有很多专栏稿子要交,现在基本上每个月要写多少篇?
    姚谦: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要写11篇,前阵子我把数量拉到每个月4、5篇,但最近又回到6、7篇一个月。
    三明治:这是你2005年离开维京唱片,进入“半退休”状态之后的情况吗?
    姚谦:是的,以前一个月3、4篇了不起了,这7、8年基本上都是每个月5篇以上。

三明治:写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写作习惯?
    姚谦:写作的时候我希望要封闭空间,比如飞行的时候是一种更大的封闭,或者要么在家里,要么在酒店房间,手机一定是关掉。而且我一定要在书桌上写,现在还是这样。以前用手写,现在是用手写输入法写,手写是让自己不老化的方式之一,而且手写是我选择了这个字,我写出来的就是我脑子里选的这个字,如果用其他输入法,可能会跳出来更多、更漂亮的字,但它们都不是你选择的那个,我还是坚持每个字都是我选定的。
    三明治:无论之前写歌词还是写专栏,文字工作量都很大,坚持手写不会累并且影响效率吗?
    姚谦:有时候稿子有压力会有点急,手写比打字慢3、4倍吧,比如现在给别人上课的讲义,一个礼拜两期,要4000-6000字,手写有我自己的节奏。我在iPad用手指写,iPad写完屏幕都磨旧了,不过手写手指不累,累的还是脑子。以前没电脑用手写稿,帮我顺第一次稿子的人最辛苦,经常要问这是什么字那是什么字,以前我会自己誊一轮,后来有助理会帮我确认交稿。现在输入法也有听写功能,有时候可以听写。
    三明治:那么写歌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会等到灵感出现的时候再下笔吗?
    姚谦:不会,写歌词之前我必须听熟曲子,定好主题,想明白整个结构,才会动笔。我现在在豆瓣的写词课上会反复说,写歌词一定要想好是什么结构再写,然后再修改。
    三明治:很多写东西的人会有“完美主义”倾向,会觉得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反复修改,你会这样吗?
    姚谦:我早就知道“完美主义”只是一种自我催眠。我不是说不追求更好,而是现在很多人用“完美主义”来包装自己。“完美主义”的定义是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有完美的标准,你可以更好,或者这个“好”在你计较的时候就消失了,在当下最好的时候抓住并记录下来,才是智慧之举。
    三明治:你会随身携带小本子抓住并记录“最好的时候”吗?
    姚谦:有,现在包里还是会带本子,有时间的时候会记录会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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