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美广袤的土地上，博尔赫斯几乎成了英雄人物，即使没有看过他作品的人，或者厌恶他的政治观点的人对他也十分尊敬，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他给民主作的定义是四千万个傻瓜选了一个把他们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傻瓜。作出这个有影响的定义的人在胡安.庇隆上台后的第二天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一九七九年三月，他年已八十，看上去身体不错但自我感觉很差。(“我支持不了很久，”他对蒙得维的亚的一家报纸说。)但是我们不停歇地谈了两个小时，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政治，还说了一些笑话。
    两星期后，他从罗萨里奥和科尔多瓦讲学归来，我又去他在马伊普街的小公寓，朗诵勃朗宁和罗塞蒂的诗给他听。他指点我的朋友阿兰·罗林斯和我到他视力所及的书架那边去。(我提到琼森的一首诗时，他说：“我有那首诗，但是不知道搁在什么地方了。”)我们十分兴奋。他大声念出诗行，说道：“瞧，瞧，那简直绝了，”或者抓住我的胳膊大声说：“多美，多美啊。”感动我们的那首诗是《蔡尔德.罗兰来到阴暗的塔楼》。“尽管我从来没有明白它的意思。”正如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仿佛已经死去，泪水已经干涸，同每一个朋友都告了别……
    在空荡荡的起居室里，坐在失明的老人身边，罗兰的寻找看上去并不怎么神秘，只是令人兴奋得无法形容而已。

一位老夫人走进房间，我没有，也不愿意停下来。我们都沉浸在那首诗里，无法破壁而出。博尔赫斯和我一起吟咏最后那行诗：“蔡尔德·罗兰来到阴暗的塔楼。”接着是沉寂，回到了小房间，黄色的沙发，白色的书架。“这里有人，”我说。白发的老夫人走到站起来的博尔赫斯身前。“乔治，”她说。“是我，埃斯特。”“我的表妹，”博尔赫斯向我们介绍。“刚从欧洲回来。”该是我们告辞的时候了，“你给了我一个十分愉快的上午。”
    一年后，他仍旧那样优雅和结实，又来美国讲课，或者不如说来参加那些没完没了的问答会。他露出大门牙，视而不见地朝那些最熟悉的提问人微笑，有问必答，仿佛觉得反正没有什么秘密。
    他在一次聚会上背诵日耳曼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诗句，问人们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想法。芝加哥负责接待的雷内·达科斯塔扶他去盥洗室，雷内后来说博尔赫斯带着同样的学者式的兴趣背诵了他记忆中在巴黎、罗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旧时的厕所墙上的涂鸦。

芝加哥游艺场里那座傻里傻气的混凝土展馆是成人继续教育中心。(进行继续教育最多的地方是工业联合会。)底层低矮的、潜艇般幽暗的过道外面是芝加哥大学广播电视部。博尔赫斯来到这里，他身躯瘦长，虚弱，步履有些歪斜，有人搀扶着。他脸庞也瘦长，脸颊上垂直的纹路更加重了长脸的感觉。
    从体格上说，他不是壮实的人，但是在仪态和姿势方面却与众不同。他握手时凑得很近，一双鼓突的、模糊的、蓝灰色的眼睛离与之握手的人只有几英寸远。“我能辨出明暗。”一个很快就能打动人心的和善的人。
    正如普鲁斯特称国王们总是头脑简单得令人惊异那样，长期受到赞扬的优秀作家们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年轻的同行。他们如果身体比较瘦弱，往往会养成一种卓别林式的、缓解一切知名人物都会遇到的敌意的刺痛。(瘦小的萨特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给人敬烟点烟，请人喝酒，周围大量的蠢话和詈骂几乎把他淹没，他却面带微笑坐着倾听，就是一个绝妙的例证。)

前一天晚上，博尔赫斯对一批高兴的听众谈论惠特曼。一篇亲切的讲话，显然是凭借记忆，而不是照本宣科或者即兴发挥，稍稍有点松散和冗长，但闪烁着西班牙语的魅力。讲话最精彩的部分是回忆他在日内瓦求学时期阅读惠特曼的情景，“读惠特曼的诗就像是喝一帖药。”记忆中的惠特曼，《草叶集》的作者，“超凡人圣”，像吉诃德和哈姆雷特那样终古常新，完全不同于那些奔走于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渡轮码头之间的没精打采的新闻记者。博尔赫斯和我面对面隔着桌子坐在一个小录音房里，麦克风悬挂在我们鼻子上方。
    我为我对西班牙语、南美洲、西班牙语文化里的文学和风俗的无知表示歉意。他回答说，他在这方面的无知可能比我更严重。许多人把我看成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是神秘主义者……
    当然，我只能感谢他们。事实上，尽管我认为现实令人困惑——而且程度越来越严重——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思想家。人们以为我专心致志于唯心主义、唯我主义或犹太教神秘哲学，因为我在小说中引用了它们。其实，我只想看看它们能派什么用处。有人认为，如果我派了它们用处，那是因为我受它们的吸引。当然，这没有错。但我只是个文人，我利用那些题材尽可能写点东西而已。
    利用题材写点东西吧，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断地磨砺，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现在开始拿起笔吧，我们等待你精彩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