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意外地发现一份判决书，是1937年在延安审判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所作。判决并不长，一共千余字。其中的“事实”部分如下：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认为是另有密约的投降敌人，听说西路军失败，认为自己就没有出路，这次请假回家未获允许，由于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与同学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出去打游击，分头活动军政大学中四方面军送来学习的各级干部，结果组织了三十余人，约定在4月4日晚间，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毛（茅）厕侧面集合，由许世友带二个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许世友且主张大闹天宫并主张在山上打几枪说土匪来了，趁城内混乱的时候闯出城门，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去打游击，此项险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保卫局破获而未遂，经中央司法部国家检察长侦查起诉。
    当年许世友为何要率部“逃跑”？此事还需从批判张国焘说起。
    批判张国焘及案件由来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统帅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最初的欢欣过后，双方却发生了一些隔阂与摩擦。其时，中央红军仅剩1万余人，四方面军兵力则有六七倍之多。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张口要权；两军官兵也龃龉不断，一方面军指责四方面军“逃跑主义”、“军阀习气”，四方面军指责一方面军“丧失斗志”、“纪律废弛”。
    不久，“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分歧，引爆了双方的矛盾。
     1937年3月中旬，主要由原四方面军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沉痛不已，激愤的情绪引发了对张国焘这位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批判。
     据说，在批判张国焘时，有人把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成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的应声虫”。据洪学智回忆，抗大在批判时提出三条，一条说红四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四方面军的人想不通，许世友气得吐血，副军长刘世模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重伤住进医院。许世友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份学习总结中叙述了当时心境：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有的说我反抗中央……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
     这种含冤受屈而无路可走的郁闷，不仅许世友有，其他的四方面军干部也有。据说，许世友病了以后，四方面军的各级干部去探望他，没有一个不哭的。忧愤交加之余，许世友决心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