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害就利，遁迹潜形
     当时，红军既没有防空作战经验，也没有远程高射武器，更没有自己的飞机。军民大多孤陋寡闻，不知飞机为何物，对飞机参战的威力认识不足，以至于敌机来袭时不仅不躲避，反而奔走相告，争相竞睹。在吃了几次亏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总部建立和制定了一套空袭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规定部队行军一般选择在夜间、拂晓或阴雨大雾天气，白天必须披戴防空伪装；统一防空信号，一旦发现敌机，或吹号放炮，或敲锣鸣钟、燃放烟火报警，引导军民就地疏散、隐蔽。红一方面军还利用战斗间歇，在兴国等战地抢挖了一批俗称“飞机洞”的简易防空设施。
     第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红军缴获了一批火炮和新式机枪，经军工部门改造成对空射击武器配备到各军团。红军大学增设了重机枪和防空连，结合实弹射击演练，重点传授高射机枪的性能与射击原理、防空阵地的选择与构筑、敌机机型的识别等专业知识。
     1933年8月，中央军委颁布《严密防空防毒，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训令，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人防工作政策和组织法规，苏维埃各级政府纷纷设立防空防毒委员会，村村设号炮所，家家挖飞机洞，掀起了群众性人防战备基础建设热潮。10月，中央军委成立防空科，自编教材，自制高射架、瞄准器和活动飞机靶等教具，对12个排400多名学员进行为期3个月的防空强化训练。结业后，其中9个排分配回各师部，3个排留在军委，担负首要机关的防空警卫职责。
     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转移途中，敌机一路上如影随形咬着不放，防空、反空中侦察成了一项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任务。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执掌军事指挥权，他采用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忽东忽西，若隐若现，牵着国民党军队的牛鼻子在穷山恶水间捉迷藏，并不时地抓住有利战机，迎头痛击空中飞贼，一举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得了战略主动权。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1931年4月，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因迷航、油料耗尽，意外落入鄂豫皖苏区，飞行员龙文光经劝降弃暗投明，飞机取名为“列宁号”。在此基础上，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府航空局成立，龙文光担任局长。9月8日，龙文光在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指示下，驾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散发传单，迫使当局实行灯火管制，震撼一时。11月7日，“列宁号”再次带弹升空，轰炸了黄安县城国民党69师指挥所，挫动守敌军心，弃城不战而逃。
     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攻占福建漳州城，缴获了国民党闽南航空处的一架教练轰炸机，经修复正常后，正式取名为“马克思”号，并奉命轰炸了赣州军事目标。但随即遭到粤军空军报复，3架敌机轰炸、扫射了设在瑞金的红军学校演兵场，炸死三四名正在实弹演练的学员。该校师生义愤填膺，纷纷举起手中武器对空反击，其中一架敌机被3期步兵科学员王文礼准确击中油箱后坠毁，另外两架也受了轻伤，仓皇逃遁，王文礼由此创下了红军用步枪击落敌机的先例。
     1934年9月7日，红六军团17师先头部队挺进到广西全县时，被一架桂系空军AVPO-637号轻型侦察巡逻机发现。该机按下机头就是一阵俯冲扫射，打死打伤十几名红军战士。前卫连官兵立即集中火力将其锁定、击落，2名飞行员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11月24日，红一军团2师突破敌3道封锁线，兵临湖南道州城下，国民党空军3中队8架战机从郴州机场赶来增援。师长陈光一面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组织神枪手对空狙击，一架编号为“709”的驱逐机被击中油箱，坠落于白芒铺乡小甲圩境内，飞行员被活捉，飞机被烧毁。
     1935年3月，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攻占黔北名镇茅台。国民党空军3架侦察、轰炸机寻踪觅迹而至，轮番攻击、骚扰中央纵队驻地。军委警卫营防空连连长叶荫庭采用3根木头做活动支架，配上简易瞄准镜、测远器，用4挺汉阳造重机枪改造成的高射机枪成功击落一架德国造“非尔卡”侦察机，吓的另2架敌机一溜烟逃回了清镇机场。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军威大振，对空斗争越战越勇，接连在四川黑水、松潘和天全境内击落3架敌机，击毙国民党空军3中队副队长朱嘉鸿、5中队队长王伯岳等人。国民党空军折戟沉沙，怀疑红军掌握了秘密武器，从此再也不敢轻举妄动。10月7日，红军三大主力解除了空中威胁，轻装上路，全速向北挺进，安然抵达甘肃会宁，历时两年的长征至此宣告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