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贵阳民革网站，作者：刘宝贤 系民革贵阳市委原副主委，原题：《谷正伦在贵州的最后岁月》
     谷正伦于1922年被袁祖铭赶出贵州后，逃到武汉、上海等地闯荡了一年多，因仕途失意，转到湘西投奔时任湘军第一师师长的日本士官同学贺耀祖，先后担任该师军官讲习所教育长、参谋长等职。1926年湘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谷升任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独一师奉命与第二军和第六军东征。1927年3月参与进攻南京，在攻打雨花台高地时，因炮兵久攻不下，谷正伦便亲自上阵，他连发三炮，皆中的，为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立下了第一功。因而声名大噪，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师长、南京戒严司令、首都卫戍司令、宪兵司令、湘西警备司令、甘肃省主席、粮食部部长等要职。据跟随谷正伦多年的唐伯珩、黄谟等人介绍，谷为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事变中和担任宪兵司令十年期间，杀害了无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时人称呼他为“谷屠夫”。
     1948年初，谷正伦因与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关系非常紧张，听说他有两个多月未去粮食部上班，蒋介石原拟成立宪兵总司令部，调谷出任宪兵总司令，被谷婉言谢绝。后因“戡乱”军事失利和“黔人治黔”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为缓和内部矛盾与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以适应全面内战的需要，于同年4月经行政院会议决定，将杨森调任重庆市市长，任命谷正伦为贵州省主席，要他们各回原籍扩军备战。
     谷正伦接到回黔主政的任职令后，于4月29日下午飞抵贵阳，随同他来的有潘锡元、蔡羾云、黄谟、许沛然等四人，都住在永乐路顾祝同公馆。当天下午五时许，潘锡元打电话到省府秘书处联系交接事宜，接电话的科员吴维忠告诉他杨森主席和李寰秘书长均已去渝履新。潘便要吴找一位负责办移交的人迅速到顾公馆商洽有关工作。吴维忠随即到省府宿舍通知我立即去永乐路见潘锡元，见面时我把杨森、李寰及省府各科、室负责人均已去渝，只留下省府主任秘书葛覃和我代办移交手续等情况向潘作了汇报，并说明各项移交清册都已造好，希望尽快接收，以便我能早日离筑去南京蒙藏委员会工作。潘说：听口音你好像是湖南人，我们这次随同主席来的四个人，除我之外，其余三位都是湖南人。他随即介绍蔡羾云等与我会面。在闲谈中得悉蔡的一个堂弟是我读高中时的同学，因此他极力劝我留在贵阳工作，并说主席定于5月1日就职，嘱我转告全体工作人员尽量都留下来各就原职，移交手续以自交自接为好。
     谷正伦到任伊始，他在省府扩大会议上发表到任后的感想和今后工作的途径的讲话，首先强调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自当效忠党国，服膺“总裁”训示，努力为桑梓服务。他号召各党、政、法团和全省同胞打破民族、区域和派系界限，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把贵州建设成为“戡乱救国”的基地而努力奋斗。为此，他首先抓人事安排工作，在军事方面：最先任命他的安顺同乡张法乾（原宪兵司令部旧部）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派张安庆接替东方白的省会警察局局长职务。不久又任命韩文焕（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首都警察厅厅长）为保安副司令，由韩布置党羽掌握全省的武装力量。在行政方面：因前任省府秘书长及省田粮处长已离任去渝，他派潘锡元（原甘肃财政厅主任秘书、省税务局长）为代秘书长，以谢钟元（原军政部主任秘书、粮食部参事）为田粮处长，任命蔡羾云（原甘肃省政府机要秘书、粮食部兼任督察）为新闻处长，派华仲麟（原贵州大学秘书长、CC分子）为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财经方面：他首先改组贵州省银行董事会，以杜惕生（原军政部军需署副署长）接替刘汉清的贵州省银行董事长的兼职。派赖永初为贵州省银行总经理，并以其亲信唐伯珩（原湘西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为副总经理。
     由于反共内战不断扩大，军费开支猛增，货币飞速贬值，一些投机商人大肆囤积居奇，更助长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谷正伦遂按照“非常时期取缔囤积居奇处理办法”命令省会警察局没收贵阳囤积物资的大户以诚商行的所有棉纱、汽油等物资，并以这些没收得来的物资做资本，成立贵州省物产公司，派他的亲信朱迈沧（原宪兵司令部军需处长）为总经理，在香港、广州、柳州、遵义、都匀等地设置分支机构。据省物产公司都匀分公司经理赵智生说，该公司除收购贵州的土特产外销、换购一些军需物资回黔外，还兼办储、存、贷、汇等地下金融活动，非法牟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