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八岔岛事件发生之前，苏方有过多次进入黑龙江上我方岛屿的大规模挑衅行动。如1969年5月14日，苏边防部队乘交通艇、炮艇、巡逻艇各1艘侵入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我侧爱辉县女雅通岛。15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由一军官带领登岛，包围了正在该岛劳动的幸福公社小黑河大队9名社员，打伤我方社员2人，将4人绑架去苏，扣留达8天之久。5月28日中午，苏联40多名武装军人分乘3艘炮艇，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入黑龙江主航道我侧抚远大夹信子岛，将正在岛上休息的我抚远镇10名渔民强行绑架，并抢走我渔船4只。
    但据我分析，种种迹象表明，苏方7月8日进入八岔岛前可能并没有形成一个蓄意挑起武装冲突的行动计划。
     第一，装载“航标维护”人员和边防军人的苏联船只不是炮艇而是汽艇，但汽艇究竟是属于民用的航标艇还是属于苏联边防军的军用船只，目前的我掌握的资料无法说明。不过这两艘汽艇的乘员人数肯定有限，如果预谋挑起事端，根据苏军活动规律，至少要有炮艇或者巡逻艇作掩护，并且配备相当数量的武装人员。所以中方7月8日照会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外交修饰“苏联边防部队乘坐两艘船艇”，既没有回避这两艘汽艇不是炮艇的事实，也指出了在“船艇”上有苏联边防部队的武装人员，回避了“船艇”全体乘员的人数和身份。7月15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消息则就苏方关于八岔岛的归属问题矛盾之处加以揭露，并没有质疑苏方提出的有河运人员被卷入事件说法的真实性。
     第二，苏汽艇被中方击沉时，附近没有苏联护航炮艇游弋。等第一艘炮艇赶到八岔岛对我岛进行攻击已经是1个多小时后了，中国民兵早已安全撤回岸上，苏方直到下午才聚集了多艘舰艇及大批军人上岛进行搜索和报复。所以中方后来一直没有提出在这次冲突中我方人员的伤亡情况，在中国政府1969年8月19日向苏联政府的抗议照会中，八岔岛事件仍为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人“挑起的武装冲突事件”，和6月10日苏联军队在新疆“制造的流血事件”、8月13日苏联政府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挑起的严重流血事件”有所区别。罗以民所称的事件中生擒苏方人员一事目前未见其它资料证实。
     第三，在7月8日的上午，有苏联一艘巡逻艇（当时有人把这种前后装有高射机枪的巡逻艇也称之为炮艇）远在60公里外的董喀叭亮子岛附近水域对中国小船进行绑架威胁，但从其“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也没脱”的状态看，不过是平日飞扬跋扈惯了的挑衅。如果苏方真要在八岔岛寻衅，就不会让这艘巡逻艇在此闲逛恶作剧，险遭中国民兵的手雷攻击。
     第四，估计苏方通过瞭望哨确认八岔岛上没有中国正规部队埋伏，也不准备在岛上以多围少绑架驱赶中国居民，所以错误地认为派几个武装军人拿枪保护“航标维护”人员就可完成作业，碰见来说理的中国人，开几枪吓唬一下，中国老百姓肯定会象往常一样退却，绝对没有想到中国那些暗藏枪支弹药的十六七岁男女青年，居然有如此勇敢的精神和敏捷的反应、巧妙的战术和良好的作战能力，初次体验了中国的“人民战争”打法，丢了面子。
    （2）八岔岛武装冲突事件带来的影响
     八岔岛事件以后，中苏双方在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十分清晰的情况下，都在当天迅速地向对方提出了抗议照会，可见双方政府都把八岔岛事件视为珍宝岛冲突后的又一个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兆。苏联方面此后迅速把冲突的焦点移向中苏边境西段，精心策划，于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先发制人”报复行为，捞回了面子。
    在中苏边境东段黑龙江地区，八岔岛事件却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晤后，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首先是涉及航标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减少了摩擦冲突发生的可能性。1970年开始，中国航标部门先后接管了我侧44个岛屿上123座原由苏联管理的岸标，拆除了苏联设置的航标，设置了中国制造的航标，还接管了自建国初期以来苏联以中国无技术能力设置管理为借口在主航道中国一侧设置和管理的浮标。
     其次，苏联对中国居民在一些所谓有“争议”中国岛屿上的生产采取了默认和不干涉的态度，经过协商，如1970年2月5日苏方同意中方居民在黑河地区境内23个岛屿上进行生产作业，但仍坚持这些岛屿是苏联的领土。
     第三，苏联边防军尽量避免了和中国知青民兵的直接冲突。八岔岛事件后，尽管也发生过多起苏联边防军绑架和殴打中国居民的事件和苏军舰艇撞沉我军巡逻艇的挑衅事件，但几乎没有看到和听到苏方专门越境绑架殴打知青民兵的材料。1970年代，我所在的生产队有4名身穿绿棉袄的知青在黑龙江上误越过主航道进入苏境，发现情况赶过来的苏边防巡逻队也只是在几十米之外停车喊话，远距离监视知青返回中国岸边，没有开枪警告，也没有进行驱赶。
     第四，八岔岛事件在《黑龙江省地方志·军事志》中和吴八老岛等事件一起被定性为“边境地区反干涉反挑衅斗争”的“战事”，肯定了中国民兵和知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战斗能力。但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同，八岔岛的自卫反击是中国知青民兵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的擅自行动，从外交上来看是失策的。中方在事件发生后在八岔岛地区面对苏联的武装挑衅和威胁，听任苏军上岛搜索放火，而没有调动部队进行武装阻击，并且及时将在其它岛上（吴八老岛除外）劳动的所有居民和民兵撤回，避免了冲突的升级和事态的扩大，所采取的忍让克制态度也是冷静和明智的。为防止违纪现象的发生和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方面在事后加强了边境斗争的政策、策略和纪律教育，反复强调不能随意开枪射击苏联越境人员和车辆、船艇和飞机，不能让一颗子弹飞到对岸苏联领土上；未接命令不能开枪还击，要“有理、有利、有节”。中方在以后几年的一系列登“争议岛”显示主权的行动中，严令禁止上岛人员尤其是知青携带枪支弹药和匕首，防止偶发事件加剧冲突。所以在1970年以后，中苏边境东段黑龙江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双方交火激战的武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