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一朝，陕西总督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像杨鹤这般的悲剧角色层出不穷。
    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任总督的郑崇俭，因入援襄阳不力，以“纵兵擅还”获罪，未到秋后便遭弃市，身首异处。
    再如崇祯十四年时的总督傅宗龙，在带领陕西官军入援承天时，项城被俘，身死城下。
    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是孙传庭，孙氏固然有能力有作为，仍逃脱不了获罪入狱、马革裹尸的魔咒。
    洪承畴能在该任上善终，并卓有功绩，实属凤毛麟角。
    从个人能力而言，洪承畴的前任们，并不比他差。“能力不行”，不足以解释崇祯朝陕西总督们的悲惨下场。
    一个共性的原因是，虽然号称总督，仍不免受各方力量掣肘。
    明代的总督一职，乃因事而设；历史上，曾有过陕西三边总督、山陕总督、陕甘总督，洪承畴曾担任过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五省总督。这些职权看起来很大，但总督实际能控制的，不过是有限数目的总督标营，若要调动辖区内其他军队，还需协同巡抚及各镇总兵。
    
    
    图中红框处，分别是义军首领张献忠、高迎祥、王左桂与明军作战之地
    具体到陕西总督，常设三个巡抚，分别为陕西巡抚、延绥巡抚和甘肃巡抚，归总督节制，为文官系统。
    而陕西沿边的兵力，又集中于延绥、固原、甘肃等各镇总兵之手，为武官体系。陕西三边总督名义上可总制三处军务，但实际上需处理相当复杂的关系。
    譬如傅宗龙在项城之所以被俘，乃因他率领的军队不听调遣。崇祯十四年，傅宗龙率领陕西、四川官兵两万余人入豫，意图扼制李自成、罗汝才。当时首战失利，即将被农民军包围，傅宗龙麾下的延绥总兵贺人龙拉起队伍径自逃窜，将领李国奇见势不妙，亦跟着逃跑。傅虽为总督，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万人的部队转瞬只剩六千残兵。虽然他一边坚守，一边写信给贺、李二人，令其火速回援，但都被置之不理。陕西总督杨鹤，同样也面临着无法实际控制辖区内军队的复杂情况。
    再来看看军队的后勤——“饷”。明制，“陕西八府，税粮例不解京，专一拨派延宁、甘肃二镇并固原等处，以供军饷”。③也就是说，明代陕西的全部赋税收入，除了存留的一小部分供各级政府开支，起运的全都运往陕西各边镇充做边饷。在这一制度安排下，一遇灾年，各州县拖欠赋税，还要应付新增的辽饷加派，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陕西各边镇军饷也跟着紧张。
    兵权四分、财政困难。同在一个屋檐下，杨鹤与洪承畴一败一胜的不同结果表明，二人能调动的资源完全不同。
    

    杨鹤的仕宦经历，决定他在陕西的政治结构中无法获得足够资源。
    崇祯初年陕西总督的位置，其实是个烫手山芋。据杨鹤自己说：
    

“陕省流贼猖獗，又兼固镇兵哗，讹传前任武总督服毒自缢，京师閧然，悬缺数月，无人肯往。”④

    当时，杨鹤刚升任都察院副都御史，协理院事，而此官向来不应转任外职。但在随后的吏部会推中，杨鹤被推举为陕西三边总督，崇祯皇帝又平台召对，他便无法推辞。
    其子杨嗣昌说，杨鹤之所以这个时候出任陕西总督，完全是受了朝中同僚的排挤。⑤
    这一说法，固然有为其父文过饰非的嫌疑，但从杨鹤就任时给皇帝的上奏中，多少能看出，他对于迫在眉睫的任务，既无心理准备，更无经验。
    
    明代陕西
    在这封奏疏中，杨鹤毫无创见，只是老生常谈，泛泛而论，如“一切民生国计，吏治边防，但取祖宗成法”，“皇上执要，臣下执详，必有改弦易辙”⑥之类，相比之下，孙传庭在崇祯十年就任陕西巡抚时的《疆事十可商疏》，就显得具体而微，“兵、饷、贼、我、剿、抚”等问题，事无巨细，一应具陈。
    可以说，杨鹤并不清楚陕西的情况。
    这种缺乏了解，与杨鹤本人的仕宦经历有关，他只做过知县，随后即升任御史，长期做京官，不熟悉地方事务，也无带兵打仗的经验；再加上从未在陕西任官，更没法了解当地复杂情况，他要在陕西调动各种资源来为己所用，举步维艰。
    临危受命，杨鹤的运气也稍稍差了一点，任总督期间，延绥、甘肃等边军精锐都东调京畿勤王，一时无兵可用，后来虽有几次围剿，但仍以招抚为主。
    杨鹤的“招抚”政策，虽然得到崇祯“背书”，但并不得陕西的官员人心，“杀降”之事屡有发生。以义军首领王左挂受抚为例，崇祯三年八月，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总兵杜文焕暗中设伏，将投降的王左挂等九十余人全部杀害。⑦
    “杀降”让招抚效力大打折扣。
    迫于制度掣肘，无足够的资望拿到足够资源，主抚又获皇帝支持，杨鹤心里的苦，怕并非那些批评他“玩寇遗祸”、“纵贼殃民”的明末士大夫能懂。
    

    与“空降”的杨鹤相比，洪承畴当陕西总督，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洪承畴不仅在外任职经历丰富，而且在升任总督之前，已在陕西宦海沉浮数载，建立了一定的根基。
    他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走入官场时尚未年满三十，先后做了刑部主事、员外郎中，随后外放相继担任浙江提学佥事、江西兵备副使，这些都是省内要职，为其处理地方事务积累了一定经验。
    
    
    洪承畴
    天启六年，洪承畴转任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开始在陕西任官，一年之后，升为陕西布政司右参议，专管督粮。这个职位，虽是布政使副手，但由于需要督理粮储，洪承畴不得不与各边镇武官打交道，崇祯五年升任总督时，已在官六年多，对陕西基本了然于胸。
    这六年间，陕西乱局，让洪承畴有了施展军事能力的机会。
    崇祯二年，“固原盗侵犯耀州”，洪承畴：
    

“令官兵乡勇万余人，分十二营，围贼于云阳，几覆之，乘夜雷雨溃围，走淳化，入神道岭，追斩二百余级。”⑧

    凭借在督粮道任上积累的军功，洪承畴于崇祯三年升延绥巡抚。
    对于杨鹤的招抚政策，洪承畴虽为巡抚，却并不认同，前面所及杀降之事，他就参与其中。而凭借在陕西任职期间积累的人望和关系网，洪承畴能够灵活调遣各处军队。参与杀降的总兵杜文换，正是洪承畴与杨鹤联名上疏启用，后成为明军一大悍将的贺人龙，早在担任孤山守备之时，很可能就与洪承畴相识，贺人龙最终成为洪承畴的左膀右臂，他所率领的部队成长为陕西官军主力。
    崇祯五年，洪承畴部署过这样的追剿行动：
    

“洪承畴从鄜州间道驰至庆阳，曹文诏以临洮兵二千至宁夏，总兵贺虎臣兵亦至，会于西澳，各夹击贼，大小十余战，追奔数十里，伤坠无算，而宁塞之寇尽矣”。

“时以西澳之捷，为用兵来第一”。⑨

    能实现如此严密部署，无不体现出洪承畴调动各方资源的能力。
    

    评价史事与人物，难免会因“后见之明”而有所偏颇。立身崇祯元年，杨鹤就任巡抚时，并不能预见这些由饥军、饥民组成的军队，有朝一日进入紫禁城，终结明王朝。同样，崇祯十年前后，朝野上下弥漫着乐观情绪，就连洪承畴也觉得全胜在望，认为李自成等人，“计必斩于官兵之手，不则亦困毙山林间”。⑩基于这一背景，杨鹤之子杨嗣昌“网张十面”“三月平贼”的计划，并不像后人认为的那样荒诞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