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无可奈何，只有代表团成员自己动手搬运。代表们都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军衔最小的也是一位中将，他们冒着炎热的天气，把礼品盒和重要武器样品一件件从故障飞机上搬下来，再一件一件地搬到新换的飞机上去，其辛苦可想而知。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第9期，作者：时念堂、康庭梓，原题：《租用外国专机出访的尴尬》
     50年代，我们国家专机水平非常之差，是租用别国的飞机载着国家领导人飞出国门的。1955年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事件，就是因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而租用的外国飞机，后来在太平洋上出了事，飞机上的人全部遇难。周总理由于临时改变飞行路线才幸免于难。当时专机部队的胡萍团长和我分别驾驶两架伊尔—14飞机，将总理一行送到昆明后，临时租用英国的C－54大型客机直飞缅甸仰光。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1959年7月，杨成武将军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租用的是印度的飞机，在途中遇到了难以启齿的尴尬局面。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已经成立了10年，可是年轻的中国空军空中运输部队还处在刚刚发展的阶段，空中运输能力相当薄弱，我所在的专机飞行团所拥有的飞机，全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其中飞行性能比较好一点的伊尔—14飞机，加满油料之后也只能乘坐20余人，飞行高度与飞行距离都不能满足漂洋过海的需要。毛泽东主席1956年5月第一次乘坐的专机，也只是从苏联引进的里—2飞机。当杨成武将军准备率军事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租用外国的飞机。当时，由于印度在空运方面领先于我国，因此确定租用印度飞机。
     其实，在我们考虑租用印度的飞机之前，曾分析我国飞机能否担任专机出访印尼。由于中国到印尼的飞行距离较长，若用本国飞机就要从我国最南边的海南岛飞往印尼，这样就要长距离在海上飞行，用伊尔—14飞机是很不安全的，万一遇到特殊情况，没有可用的备降机场。当时航线左边的菲律宾与右侧的越南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不但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备降场地，相反的还可能成为敌对势力进行破坏的机会。专机部队领导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还是租用别国飞机，采用当年周总理飞往万隆的航线比较好，即以我国的昆明为基地，利用我国与缅甸接壤的条件，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尽可能把代表团多送上一程，这样既可以减少外国飞机在我国停留的时间，又可以缩短距离，当然也能节省一些费用。方案报请空军领导批准后便着手实施。
     当年7月，我和胡团长分别带领两个伊尔—14飞机机组从北京出发，将杨成武将军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一行送到昆明。利用代表团在昆明休息的时间，我们机组人员乘坐一架飞机前往仰光试航。到国外机场试航比在国内要复杂得多，除外交方面的工作（已提前完成），机组要根据昆明航站提供的航线及仰光机场的资料提出具体飞行方案，为军事代表团顺利到达缅甸仰光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