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的串联造成的。
     会议期间，高岗的确是上蹿下跳，到处找“同盟军”，企图合众人之力，将薄一波批倒，从而达到攻击刘少奇的目的。高岗在小组会议上和会后的私下谈话中，多次“鼓动”别人向薄一波“放炮”，给会议升温。财经会议刚进行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铸到家里吃饭，并在饭桌上对陶铸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高岗要陶铸放头炮。陶铸当即拒绝了。
     不仅如此，高岗、饶漱石借机明着暗着煽风点火，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他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借着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机会，攻击刘少奇，采取“批薄射刘”的办法，明批薄一波，暗攻刘少奇。
     薄一波后来说高岗“在批判我的发言中，无限上纲，什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什么‘品质不良’等大帽子不断向我扣来。他这样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薄’是为了‘射刘’，为了进而达到推倒少奇同志的目的”。
     高岗曾经对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为达到这一目的，高岗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的一些言论统统算到薄一波的账上进行批判。
     高岗所抓住的“小辫子”就是：刘少奇1949年天津讲话时的一些观点，1950年对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1951年7月对山西互助合作的批语等等。
     了解情况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观点都是刘少奇的，被高岗强加到薄一波头上进行批判。其居心，一望即穿。这一点，高岗在195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作了交代：他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薄一波对高岗等人的意图当然有所察觉。他后来回忆说：
     由于高、饶的干扰，会议后期走偏了方向，与毛主席的原意大相径庭。毛主席希望早点结束会议，要周总理尽快做结论。但是，会上批评我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我既然已意识到高、饶绝不仅仅是攻击我，而是进而攻击刘、周，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我决定再不多说一句话。当时会上要我作第三次检讨，我拒绝了。周总理把我的态度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如此，周恩来表示难对会议作结论。
    毛泽东显得很轻松：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邓小平都在会议上对薄一波的工作作了中肯的评价，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
    8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大会， 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有一段文字不仅仅是对分散主义进行批评，实际上也对高岗等人的过火行为提出了警告。可能高岗利令智昏，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这一段修改文字的深刻含义。
    在报告中讲到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很多修改(黑体字为毛泽东加写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
    很显然，“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他更对搞小动作、耍阴谋诡计厌恶至极。
    但是，高岗显然是昏了头，不知前面是万丈深渊，宁要一跳撞运气。
     高岗借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机含沙射影，“批薄射刘”，其居心昭然若揭。随着会议的结束，高岗企图推倒刘少奇的场合就没有了。财经会议作了结论，就没有了攻击刘少奇的借口了。
     高岗先是在党内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高岗对人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
     高岗把收集来的刘少奇的所谓“错误”，集中起来作为攻击材料。毛泽东了解后，要他找刘少奇直接谈清楚问题。高岗没有理睬。刘少奇反而主动找他两次谈话，并对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高岗反咬一口，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
     这还不算，高岗更加进一步地攻击说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子”，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高岗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紧接着，高岗孤注一掷，制造借口，制造谣言，公然提出了所谓的“军党论”。高岗的所谓“军党论”，实际上就是“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的理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
     高岗散布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正，提出决议把刘少奇作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代表的提法不对，需重新作结论。
     与此同时，高岗提出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即“白区党”和“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两部分。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党是红区的党即军队的党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掌握在“白区党”手中，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应当彻底改组。
     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领导层内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在财经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还提出过中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苏联的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这是一个谋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机会，更使他的台前幕后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高岗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泽东所重视，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而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担任。高岗并要陈云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的断然拒绝。
     接着，高岗南下杭州、广州进行游说，继续散布谣言。他说：毛泽东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