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元帅和大将人选时，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想到的干扰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投共”将领。当时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廖运周等人都有军职，必须授衔。而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国民党军将领如何安排？当时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比傅作义地位更高的程潜、龙云、卫立煌等人这时候都在人大国防委员会里。最后实在无法平衡，只好“一刀切”，这几位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未授衔。
     综合十元帅和十大将的每个人的情况来看，授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党内军内多年来战争历程和人事变迁的综合平衡。从授衔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20个人堪称是“最佳组合”。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1955年9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10名元帅依次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10名大将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校级军官3.2万名，尉级军官49.8万名，准尉11.3万名。
    荣誉面前最能考验将帅的风骨
     对于授衔初步方案，绝大部分干部抱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也有的人不顺心。有少数干部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要军衔；更有甚者，不满意、闹情绪、哭鼻子。有一位红军老干部听说自己被初定为少将军衔时，大发脾气，竟公开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笑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当讨论到粟裕的军衔问题时，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很是感慨：“难得粟裕！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辞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周恩来也说：“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曾任八路军115师代师长兼政委、解放军四野第一政委、总政主任的罗荣桓，得知中央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请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请求降衔说：“我们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解放军兵团司令、装甲兵司令兼政委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提名为大将后，寝食不安，几经考虑，写了降衔申请：“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就是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公正，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室里，举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激动地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解放军兵团政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主管这次评衔工作的，他也认真考虑着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为了使评衔工作符合毛主席“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思想，做到公平合理，评出团结，鼓舞士气，便于工作，自己最好不要上将衔。于是他向罗荣桓主任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低授军衔。过了几天，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便把自己名字划去，改添到中将名单中。彭德怀、罗荣桓多次找他谈话说：“授予你上将军衔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够资格的嘛！”另外也有些老同志劝他：“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陷入矛盾中。恰在这时，徐立清听到毛主席赞扬许光达让衔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觉得自己有了学习榜样，于是态度更加坚定，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写信，要求低授中将衔。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做工作：你是完全符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主抓这项工作的，勉强低授。然而徐立清为使评衔工作顺利进行而让衔的决心，终于感动和说服了周总理。
     曾任红军军团参谋长、解放军纵队司令、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孙毅，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上将衔，顿时想到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心情昼夜不能平静，连忙向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能活下来就比已死去的无数战友占了很大便宜，因此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最后还是毛主席拍板，授其中将军衔。
    曾任红军军团长、八路军旅长的虎将徐海东等人，也曾要求降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