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报告中还特别详细批评了“不很健全”的中央工作。他说：
     ……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志批评了组织部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职工委员会委员当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职工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工作。农民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委员划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没有做任何工作，而现在都聚集在武汉，开始了工作。他们已讨论了土地纲领。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按期出版，并且翻译了十多种书籍。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妇女委员会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数量，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职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连通告也没有发过。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其实，对中央机构的不健全，许多人都有同感。王若飞就曾批评说：“当时中央组织机构极不健全，最重要的中央组织部根本无专人负责，甚至连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陈独秀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均实行其家长式的领导与机会主义的领导。秘书处是他下面的主要工作机关。”他还说：“应该承认我在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地信仰执行。自己应当负一部分很大责任。”
     总之，陈独秀的报告是平铺直叙的，对于所有上述问题，基本都是一带而过，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是他提出的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没有详细讲明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自我批评，更没有说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在一定压力之下的被迫表态。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和轻描淡写的。
     陈独秀的报告反映了党对蒋介石的叛变和汪精卫的动摇，缺乏必要的革命警惕，主张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对小地主让步，并同小地主联盟。报告对土地问题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提出坚定的革命政策。对于革命发展方向问题，他说：“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这样，就肯定了“西北学说”。
    陈独秀还在报告中汇报了党内目前的状况。当时党员总数是57967人，地区分布情况是：
     湖南13000名，湖北13000名，江浙（包括上海）13000名，广东9027名，北方地区3109名，江西3000名，陕甘388名，山东1925名，福建168名，满洲（包括沈阳）380名，北满137名，安徽233名，四川200名。
     党员成分：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
     男党员占90％，女党员占10％。这说明中共四大以来，由于革命迅猛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很快。中共五大时的党员人数与中共四大994人时相比，增加了57倍多。
     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非常不满意。会议休息的时候，绰号“大口”的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着说了“糟糕”两字，表示对陈独秀的报告的不满足。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任弼时、张国焘、维经斯基、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等纷纷发言进行批评，会议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陈独秀报告后的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O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多年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形象地描述了代表们当时看到这本小册子时的情景：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