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福，原国民党第60军营长，1947年10月在吉林作战被俘，1948年被我东北军区联络部派回长春做策反工作。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后，留队继续担任营长。杨福起义前曾活埋过解放军战俘，鉴于其主动交代，未予追究。1951年，杨福在朝鲜战场上被提升为团参谋长。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杨福因心胸狭窄、生性多疑、思想改造不彻底，意外持枪行凶，致多名基层指战员伤亡，被击毙。
    [2]国民党军队“经理”的职能，大致是经费管理等。
    [3]欧阳午：〈正确的抉择〉，《长春文史数据》1987年第三、四辑，第206页。
    [4]汪煜：〈两任浙江保安处长的俞济时〉，《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55~159页。
    [5]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第515页。
     [6]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对“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解释〉，1957年6月。
     [7]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26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卷第269页，第二卷第56~59页。
    [8]冷克：〈我的点滴往事〉，《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75~76页。
    [9]“长假”，在当年的国民党军队，是长久请假，暂离现役的意思。
     [10]田力为：〈从井冈山的扁平化管理到新中国的扁平化管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理解〉，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2009年第29期。
    [11]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1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白修德、贾安娜着，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13]“纪念周”又称“总理纪念周”。1926年2月1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议决公布《纪念周条例》，明确举行纪念周的目的就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规定“每周之月曜（星期一）日上午九时至12时”举行纪念周仪式。从此，纪念周正式成为国民党上自中央下至基层统一执行的制度时间，也成为“各党部把党的主义政策去训练党员的一个方法”。
    [14]周更声：〈国民党第一补充旅的前前后后〉，《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第1期。
    [15]容开业：《昨天走过的路》，2006年自印，第49页。
     [16]杨者圣：《情报英雄熊向晖：随同蒋经国的西北之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页﹔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161、274~277页。
    [17]蒋梦麟：《蒋梦麟自传：新潮与西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
     [18]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统发文【1980】第002号）指出：“建国初期，新解放地区情况复杂，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和发动群众，在土改、镇反中党和人民政府处置了一部分民愤较大或有现行活动的国民党人员，其中也有一部分起义投诚人员，这是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符合当时的政策的。”（转引自中国劳动咨询网，http：//www.51labour.com/lawcenter/lawshow-38001-3.html）
     [19]郭化若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69页﹔长舜、荆尧、孙维吼、蔡惠霖：《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632页。
    [20]罗瑞卿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19日。
     [21]〈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1951年5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6~258页。
    [22]何新论毛泽东，“何新中国论坛”（http：//www.hexinnet.com/）。
    [23]程世平着：《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7页。笔者力荐此书。
    [24]（日）陆战史研究会：《朝鲜战争》（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5页。
    [25]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第50军第一届党的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54年编印，第14页。
    [26]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改造起义部队第七兵团半年工作总结》，1950年，第43页。
     [27]国民党第60军及所属第182师、暂编第21师、暂编第52师在长春起义后，于1949年1月2日被成建制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及步兵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同年3月，营口起义部队编入第50军建制，授名步兵第167师。同年8月，由原暂编第52师成建制改编的步兵第150师被撤销建制，其所属按营、连建制，分别拨补第148师和第149师，第167师改称第150师。据高汝云回忆，当年在九台发生叛变的暂编第52师第一团四连，于1949年1月2日被改编解放军第150师448团四连，又于同年8月编入解放军第149师447团二营建制，改称第五连。
     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带着第一团团长胡家驹、第二团团长周曙初和第三团副团长熊国桢（团长谢绍贤因病改由副团长代）提前来到军部后，被副官处处长张维鹏引到楼上军长卧室等候，由张维鹏、姜弼武和张第东作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