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两战，红25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1.3万余人。但是，也使左倾路线领导人（以沈泽民为代表）忘乎所以，命令红25军强攻敌重镇黄安七里坪。5月2日，红25军被迫攻打黄安七里坪，与强敌相持43天不下，被迫撤围。此役红25军伤亡6000余人，实力大损。7月，敌人调集14个师、4个独立旅共10万余人，向鄂东北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吴焕先、戴季英力主避敌锋芒，率部转战皖西北。途中，敌以3个师扼守要道，另以2个师又5个旅重兵合围，使红25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3000余人……
     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中，部队每到一地，戴季英总是亲自召开会议，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和执行纪律的情况，注重在斗争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经常深入基层同战士谈心，讲革命道理。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亲历险境，与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当时部队缺粮严重，他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看着他青黄的脸，警卫员悄悄寻来一点大米给他熬一小碗稀饭，他一口未尝，让警卫员将稀饭全部送给了伤病员……
     然而，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掀起的“肃反”运动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严重后果。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ＡＢ团”……戴季英积极贯彻执行。对此，时任红25军副军长兼第74师师长的徐海东深恶痛绝，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有一次，戴季英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49个人都被杀了。
     在红25军攻打七里坪的战斗中，沈泽民狂热地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于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开始了。七里坪是距黄安县城15公里的大镇，住着敌十三师6000多人，周围修满了围墙、壕沟、碉堡，还布上了层层铁网和鹿砦。前方攻打七里坪，戴季英却在后方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做“改组派”、“第三党”、“ＡＢ团”给抓起来了。此时，饥饿、伤亡、“肃反”的恐怖，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然而，中共鄂豫皖省委却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戴季英在第74师的“肃反”更加扩大化了。
     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部队进行了整编，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将士280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于11月16日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北上长征。
     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长征初期的关键性一仗，也是该军军史上辉煌的一页。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25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进入伏牛山区后，红25军领导发现，该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匮乏，加之敌军跟踪而至，在这里建立苏区同样很困难。因此，军领导再次改变计划，决定转进陕南商洛地区。这时，敌军正分两路追击，并派兵控制了入陕的要道。在当地群众帮助下，红25军沿一条人迹罕至的隐蔽小路，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一举突破了敌军在河南布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即在该县庾家河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区，该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人民困苦，敌人统治薄弱。红25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适合红军立足发展。当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因此，红25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期间，戴季英历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1月，蒋介石令驻河南、湖北、陕西3省国民党军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25军在吴焕先、戴季英等率领下，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适时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丁、抗夫”的五抗斗争，很快打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