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委牺牲的噩耗传出，全军上下极度悲愤，战友们呼喊着：“为政委报仇！”纷纷冲向敌阵与敌展开肉搏，血战四五个小时，终于全歼尾追之敌，击毙敌团长马开基。
     9月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甘肃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红25军领导进行调整，决定副军长徐海东升任军长，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参谋长，郭述申接任政治部主任。9月15日，经过20多天转战，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26军、红27军会合。
    进入陕北后，在“肃反”方面颇有经验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合作，率领红15军团在甘泉县劳山地区、鄜县（今富县）榆林桥地区，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受左倾路线影响，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26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一些人始则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初到陕北不熟悉情况的戴季英只能“奉命行事”。一时间，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26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9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15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便被戴季英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据说，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还把刘带着5岁女孩的妻子投入了劳改队。很快，强加给刘志丹的“罪状”下来了：一是执行“富农路线”，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捎山主义”，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革命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26军、红27军等西北方面红军甚至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25军是不是白军？一些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袖刘志丹被捕，有上千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眼看红军内部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王、刘、贾出发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其余大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后，毛泽东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了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11月7日，中共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11月30日，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四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南方8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所部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为司令员，戴季英担任副司令员。高、戴虽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却彼此猜忌，高甚至怀疑戴是党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戴也处处和高较劲。1938年4月，第4支队挺进皖中，在皖中、皖西党的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等协助下发展游击武装。当年秋天，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领导的游击纵队，下辖第1、第2两个大队，约2000人。为新四军第4支队的发展、壮大，戴季英是做过贡献的。12月中旬，戴积极推动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取得了部分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