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份感慨，要林彪的仕途不畅达也难。
    一年后，林彪就接替升为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从此，他跟着朱德的脚印，开始亦步亦趋的升迁之路：
     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红一军团长；朱德成为不再兼职红一方面军的全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一一五师师长(也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当然，林彪也越发争气，没令毛泽东失望。他打了不少荡气回肠的漂亮仗，成为红军里除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之外的赫赫名将。
    粟裕也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窘境，却显得木讷多了，也就只好继续等待被毛泽东发现的眼睛。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又碰到王明这个“克星”，再度“下岗”。
    这次比前一次更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③
     这个门可罗雀的情形不假，但也有些夸张。林彪尽管前线战事吃紧，还是在1934年9月长征前夕，与搭档聂荣臻一起“担着天大的干系”，到梅坑云石山的住所看望了他。
    林彪的分量自然又增加了一份。
    这只“九头鸟”，的确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这些或许是他人生经验的意外收获，并非早年的他刻意的追求。
    但尝到甜头的他，后来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尚起“勿讲真理而重迎合”④来，成为了军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他的仕途也开始超过朱德，成为再也无法超越，仅次于毛泽东之下的副统帅与接班人。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粟裕曾做过他的参谋长，同在一个司令部共事，虽然时间很短，但一个锅里吃饭的情谊，无疑为后来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林彪一一五师师长的“交椅”还没坐热，打了平型关、广阳两仗之后，就因一次误伤离开了前线。
     大概伏击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自己损失又大，他似乎并不以平型关之战为荣，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①。将主要的责任推给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反过来，如果这一战役的确有“惊天动地”之功，似乎也只能是任弼时领衔。
     粟裕则一直待在前线，不断积淀，准备厚积薄发。除与搞摩擦的国民党军作战的黄桥、天目山之战成为战役经典外，打日本鬼子的车桥、南坎等其他战役，也都可圈可点，令后世兵家叹为观止。
     不过，因为八路军与新四军都在执行毛泽东“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由于新四军一师实力不足，本钱实在不够，粟裕与别的中共将领一样，也不曾打后来那种令人炫目的大规模运动战。
     因此，林彪对粟裕还未到引以为知音同好之时，少年得志、无与伦比的“仕途”与过去的辉煌，使他依然有良好的“天马行空”之感，从不夸赞友邻。
    但国共全面内战一开端，他就打破了先例。
    粟裕苏中首战之后，毛泽东将他的战例通报给各战区，东北的林彪当然也收到了一份。
     他其实一直在关注其他战区的战况。晋察冀战区一些战役失利的资料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敌我优势在我却反遭严重失利，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粟裕以三万劣势之兵敢于迎战十二万美械国军，还能一口气快刀切豆腐，酣畅淋漓，七战七捷，他对这个经典战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叫来了自己的参谋长刘亚楼，命他收集苏中战役更多的资料。刘亚楼劳神费力弄来后，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仔仔细细琢磨了两天。
    刘亚楼有事再进去时，林彪忽然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②
    突兀的一句话，刘亚楼摸不着头脑，没能听懂，林彪便接着解释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①
     虽然夸赞里还有些许自矜，但他内心的折服也是显而易见的。粟裕已非吴下阿蒙，自当刮目相看，他从此格外关注起来，郑重交代刘亚楼说，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战的资料。
    粟裕还在继续创造经典。
     在林彪的辽沈战役前，他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之战，有如钱塘江潮，一浪高过一浪，无不令世人震惊，也令行家里手的林彪喝彩。
    到粟裕淮海战役收官时，林彪的钦佩越发溢于言表。
     蒋介石用以“救火”的统帅级别爱将杜聿明，曾重返东北巧施妙计，接走了国军万余劲旅，转运其他战场，使辽沈战役美中不足，留下了不小的遗憾，林彪还叫毛泽东给狠批了一顿。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又企图故技重施，准备在粟裕面前“耍耍”大刀，但麾下三十万蒋校长最后的嫡系精锐，却被粟裕围成了瓮中之鳖，丝毫动弹不得，最后他本人也乖乖成了阶下之囚。
    林彪向刘亚楼索要淮海战役的资料，刘亚楼却还没来得及全面收集，他便一脸不快地责备起来。
    刘亚楼很有些不解，笑着问道：“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
     林彪回答说：“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