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挖历史》,私家野史 主编,华文出版社,2014年1月 一、父亲的性格 很多人认为我父亲韩复榘是山东人,这是错误的。父亲出生在河北省,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汉子。他身高一米八○左右,略瘦,却很健壮;皮肤白皙,当年在湖南沅江中游泳,袍泽戏呼他是“浪里白条”;李宗仁对他的第一眼印象不是预料中的赳赳武夫,而是“白面书生”。 他或坐或立,永远是挺胸收腹,军姿挺拔;剃光头,几十年如一日;两眼细长,又总是眯缝着,往往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一丝轻蔑:鼻梁高且直,下边是一道乌黑的短须,简约而醒目;嘴唇总是闭得紧紧的,嘴角微微下垂,显得冷峻、坚忍。 父亲从来就不是戏说中的那种咋咋呼呼、张牙舞爪的军人,相反,他表情刻板,不苟言笑,几乎没有任何肢体语言。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说话很慢,很简短,但语气却很坚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他与人谈话,从不夸夸其谈,大多时间是在默默地听,很少插嘴,但两眼逼视对方,脸上却毫无表情。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说话几乎不带粗口,即使发脾气骂人,也是如此。 父亲的这种性格,在他的戎马生涯中左右了他的命运。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蒋介石和韩复榘(资料图) 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在西安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日晚,张学良密电我父亲,说明兵谏原因,请他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是”。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们都睡了。父亲回家把我们叫起来,笑呵呵地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张汉卿(即张学良)把蒋先生给扣了!”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民国山东日报》社来电话请示: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杨逆’,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冯玉祥是12日中午接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当日下午即派心腹邓鉴三北上,嘱其“告韩(复榘)、宋(哲元)小心说话为主”。 15日,张学良派一架军用飞机到济南接父亲的代表去西安,由于飞机跑道不够坚实,飞机降落时螺旋桨被折断,无法再使用。父亲派部下刘熙众于19日乘火车去西安。火车只通到洛阳,刘熙众认识一位空军队长,请他转告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一架飞机送他去西安。王假意答应,却用飞机把刘熙众送到了太原,是时蒋介石已被释放。 “西安事变”爆发后,济南的《新业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呼吁团结抗日。南京国民党中宣部致电父亲,令其查封该报。父亲在中宣部电报上批了两个字:不理!他的这一习惯最终被人利用,要了他的性命。 在南京,何应钦等力主轰炸西安,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据传何应钦拟密谋刺杀冯玉祥于中山陵附近的我父亲的公馆。冯听到消息后搬到城外头条巷办公厅,并准备下一步逃离南京,潜往山东。 南京何应钦等主战派咄咄逼人,我父亲十分反感。他一改此前之审慎态度,于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父亲的电报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会晤我父亲,同时电询宋哲元的意见。蒋伯诚对我父亲说:“蒋夫人及宋部长正准备亲赴西安谈判,委员长脱险指日可待,你怎么还发这种电报呢!”父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电报已泄露。 宋哲元认为父亲的密码电报太过莽撞,不仅于事无补,还得罪了蒋介石、何应钦。为协调立场,也为替父亲转圜,宋哲元偕秦德纯、邓哲熙去济南,在泺口车站与我父亲会晤,23日,宋哲元和父亲联名发表“漾电”。 “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但也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质疑。“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和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更被南京高层视为“节外生枝”、“别有用心”。 冯玉祥在高层会上为父亲和宋哲元开脱说:“韩、宋在北伐,皆勇敢善战,但读书太少,心思太粗。发电前未必一句一字有所研讨,可以不必顾虑。不过去人看看,把中央旨意详告,确有必要。” 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下午5时50分,被释的蒋介石到达洛阳。据说当时父亲正在济南省政府打麻将,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着南京方面派到济南的蒋伯诚面,把眼前的牌一推,说:“这叫什么事嘛,没想到张汉卿做事情这么虎头蛇尾!”有人评说,就是这句话埋下了父亲以后遭杀身的隐患。 父亲在“西安事变”中始终站在张学良一边,当是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对此,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只要看看张、杨的结局,父亲嗣后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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