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资料图)
     在济南战役中，第二十师伤亡营长五人，连、排长30余人、士兵1500余人;手枪旅第一团伤亡连、排长10人、士兵300余人。
     父亲离开济南后，李宗仁电令其死守泰安。父亲又在来电上信手批了八个字：“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参谋处故伎重演，仍将父亲所批字句当作复电，直接拍发给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李宗仁接电，大怒，将电文转给蒋介石，指责父亲不听指挥，擅自行动。
     不得不承认，我父亲拒不执行“死守泰安”的命令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一个月前，李宗仁、白崇禧还反对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死守南京，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而第一个错误是死守上海。李说“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竟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李宗仁言之有理，掷地有声，至于一个月之后他为什么又认为“死守泰安”非但不是“第三个错误”，而且必须贯彻执行不可，自有他的道理，或许泰安“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区别很大，第三集团军“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相去不远了。
     父亲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对上级的命令，应该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否则，你说没必要死守，他说有必要死守;你说他借刀杀人，他说他没借刀杀人，这个仗还怎么打?
     父亲不听指挥，李宗仁又告他“御状”，况且又是以“抗战”的名义，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绝好的时机。
     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李宗仁拿着我父亲的那些电文，将我父亲违抗命令，不听指挥的情形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要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刘熙众请示父亲怎么办，父亲命人到参谋处将最近与李宗仁来往的电报取来检查。刘熙众翻阅一遍，果然有些词句很生硬，但这些词句都是他在来电上信手批注的，而参谋处却将这些文字原封不动当作正式电文发了出去，事先也没请他过目。父亲自知欠妥，但倔犟的性格使他不肯认错，只淡淡地说：“李宗仁要打官司，那就打吧!”刘熙众竭力劝导，请他派人去徐州，当面向李宗仁解释一下，以缓和关系。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好，你代表我前往解释解释吧。”
     刘熙众走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个会，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开封见见面。”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第三路军“八大处”的处长们都坚决劝他不要去开会，主张派代表参加，但他去意已决，劝阻无效。
     下午，刘熙众赶到徐州，李宗仁在升火待发的专列上接见了他。刘熙众先婉言解释了一番。李一反平时一团和气的态度，脸色很难看，时而冷笑，不置可否。刘忧心忡忡而去。
     当日晚，刘熙众返回巨野，向父亲如实报告会见李宗仁的情形。父亲表示根本不在乎李宗仁的态度。刘熙众不放心，找秘书长张绍堂商量办法。张绍堂说，开封会议的通知已到，主席已决定前往出席。
     刘熙众又去见父亲，劝说：“据我见李长官的神情，开封会议恐对我们不利，主席还是不去为好，派个代表去，也有缓冲的余地。”父亲说：“我已复电说到时出席，怎么能又不去呢!”刘说：“可以请个临时病假。”父亲笑着说：“你不要神经过敏，我不去更叫人家怀疑。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怕什么?”
     10日，父亲偕参谋长刘书香等乘汽车，从巨野到达曹县，在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的军部休息片刻。午饭后，孙桐萱、省府委员张钺及部分旅、团长随韩一行同赴柳河车站，在40余名手枪队及1个卫队营护送下，换乘一列钢甲车开往开封。
     傍晚，父亲一行到达开封。
     同日，蒋介石偕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自南京飞抵开封。
     军统局第二处处长戴笠，偕军统局特务总队总队长王兆槐，带领十二名特务亦先期到达开封。戴笠指定王兆槐具体负责绑架行动。
     11日上午，父亲偕孙桐萱、张钺等去开封图书馆，拜会先一天到汴的第一集团军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翰等前西北军袍泽。交谈中，说起最高军事当局借刀杀人，排除异己，父亲不禁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宋哲元见他还是当年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习惯，很替他担心，于是劝道：“向方老弟，按说我是不赞成你来开封的。到了这里，我们已然是笼中鸟，还是少说为佳。”
     下午1点半，军事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父亲偕孙桐萱等乘车前往出席会议。
     开封军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连篇累牍，人言各殊，其中不乏文艺小说、传奇故事。即使是当时亲临现场的李宗仁、孙桐萱、吴锡祺和张宣武，在他们日后所撰写的回忆录中，对与会情景之描述也有相当出入，这显然是与各位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地位、派系情结、价值观念、切身利益、个人恩怨及品行修养等不无关系。
     无论如何，父亲确是在开会期间被蒋介石的特务绑架了。
     七、父亲被枪决
     会议期间，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我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当蒋介石在会上宣布父亲因“不听命令、擅自撤退”而被扣押时，宋哲元首先站起来，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委员长原谅他是个粗人，没有知识，请从轻判他。”随后宋又回过头来，请大家站起来为我父亲求情。当时前边的一些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好，好”，随即散会。
     父亲被特务带离会场，由汽车送至火车站，站内一列准备好的专车已升火待发。父亲在众特务、军警的簇拥下刚被押上火车，火车便轰然开动。一时间，陇海线及平汉线上所有火车一律停驶，让开线路。搭载着父亲的火车先沿陇海线向西疾驶，到郑州再转平汉线南下，沿途一刻不停，直达汉口。在车厢里，特务头目王兆槐一直陪坐在父亲身边。
     父亲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孙连仲字)，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
     父亲被扣押后，蒋介石召见孙桐萱，说：“韩复榘不听命令，不能再叫他回去指挥队伍。”孙说：“他在北伐时期作战有功，给国家出了很大的力。不过他个性太强，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委员长原谅他，无论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挥部队，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钧座身边，教他痛改前非，以观后效，或叫他出国。”蒋说：“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接着，蒋介石将几条手谕拿出来交给孙桐萱，说：“你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曹福林任前敌总指挥，于学忠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你听于学忠指挥。你马上回曹县，整顿队伍继续抗战。”
     蒋介石又召见何思源，问：“韩复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经费?”又问：“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烟的?”何直言：“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卖鸦片。”
     父亲被羁押在武昌平阅路三十号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一座二层花园小楼里，他住二层，特务住一层，生活上对他尚优待，特务头目王兆槐每天陪他聊天、下棋，但不准他离开小楼，也不准他与外界联系。
     由于特务严密监守，封锁消息，父亲从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被扣到24日在武昌被杀，其间十三天时间究竟发生过哪些事情，外间全然不知，至今仍是个谜。
     20世纪80年代，时任“民革”北京市委秘书长的王先生曾告诉我，他在我父亲被羁押期间，曾陪孙连仲去看望过他一次。王时任孙连仲的秘书长，看望的地点就在武昌父亲被羁押的小楼，孙连仲上二楼与他单独谈话，王在楼下等候。半个小时后，孙连仲从楼上下来，父亲也走下来送客。只听父亲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孙字)，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王见他军装很整洁，气色也很好。至于他和孙在楼上都说了些什么，王也不得而知。
     关于父亲被杀前经历了什么，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消息。
     1938年1月25日，《扫荡报》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一条消息：
     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韩复榘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并“别有借势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情事”，于1月24日执行枪决。
     父亲是1938年1月24日在其被羁押的小楼里遭枪杀的。当时现场发生的一幕，没有目击者的报告，有的只是传闻。不过各种传闻大抵一致，或许比较接近事实，我们也姑从其说。
     是日晚7时，两名特务上楼对我父亲说：“何部长找你谈话，请跟我们走。”父亲起身欲走。特务问：“家里有没有事?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父亲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他走到楼梯中间拐弯处，发现楼下已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军警。他对前面领路的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遂转过身去，刚要上楼，背后枪声大作。他回过头，只说了声：“打我的胸……”便倒在血泊中。
     几乎所有的传闻都确认：父亲身中七枪，不过有说头部中二弹，躯体中五弹;有说全部击中胸部。父亲的纪夫人和五叔为父亲开棺料理遗体时，刘熙众及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军医处长姜墨林等也在现场，他们都证实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不过，由此又引出一段传闻，说是蒋介石事先已嘱令刽子手不要打父亲的头部，因为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主席云云，是耶非耶，姑妄听之罢。
     八、料理后事
     第三集团军将领及山东省府委员在山东曹县听说父亲的噩耗，惊愕之余都哭了。孙桐萱派刘熙众到汉口为父亲料理后事。
     25日，张钺、王恺如见冯玉祥，请其帮助探询父亲遗体之所在，拟前往收殓。冯立即电询贺耀祖，始知父亲遗体已入殓，停于武昌长春观。
     27日，刘熙众陪同二夫人纪甘青和五叔来到汉口。刘先去见冯玉祥，冯很难过，长叹不已。冯说：“你回来啦，人家这一手真毒，没想到这么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尸体怎么办，其他的事回头再谈吧。”刘说：“韩主席的家眷也来了，打算领回安葬。“冯说：“在国难期间，他又是这样死的，可不要铺张，快去办吧。”
     第二天，纪夫人和五叔在张钺、王恺如、刘熙众及谷良民军长的代表、军医处长姜维翰等的陪同下，赴武昌长春观认领遗体。
     父亲的棺木停放在长春观的一间空屋中，棺木前小桌上有用黄裱纸折叠成的一个牌位，上书“故鲁主席韩公向方之位”。棺木很大，很考究，通身黑色，前面有朱色木雕文饰。据说棺木是由鹿钟麟购买的，也有说是何成浚购买的，当然，不管是谁出面买的，估计实际掏腰包的还是蒋介石。
     他们打开棺木，检查遗体，发现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血迹已代洗净，头面部亦无伤痕。他们一行原先以为收殓得一定很差，故而准备好了更换的寿衣和被褥，看到一切装殓得很整齐，大家商议，已无再换的必要，就由纪夫人用手巾为父亲净了面，将准备的寿衣覆盖在遗体上，另加一幅绸子苫单，蒙盖全身，再将棺木盖上，并在棺外做了副棉棺套。
     吊唁期间，亲朋故旧为避嫌，不敢前往，场面自然十分冷清，只有父亲的挚友、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连仲全副戎装前来鞠躬致祭，并送来花圈。军医处长姜维翰也代表谷良民军长送来花圈。
     由于父亲生前多次前往鸡公山，对那里的自然景致情有独钟;加之鸡公山又在孙连仲的防区之内，便决定暂时将父亲的灵柩安葬在那里的苍山云海之间，俟战事结束后再迁回北方。
     墓地是由鹿钟麟和孙连仲一起勘定、购买的，地点在鸡公山南岗风景区一处松柏成荫的山崖下面。父亲的灵柩用火车从武昌运到武胜关，再用汽车拉到鸡公山。下葬那天时届中午，天降大雪，万籁无声，在寒山远树之间，但见一队送殡仪仗及一具由数十人抬着的巨大棺木沿山道向墓穴缓缓行进，两乘蓝呢小轿紧随其后，纸片夹杂着雪片漫天飞舞……
     傍晚时分，在一座三尺见方的新土坟前竖起一座简朴的青石碑，上书“韩公向方之墓”。
     全部殡葬活动皆由孙连仲主持.
     1954年，父亲的灵柩由家人迁葬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韩复榘”三个大字，下边是“1891—1938”。在那片幽静的墓园里，与父亲长眠在一起的还有谷良民、葛金章、何思源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