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藩镇混战，猛将辈出，战场上除讲求统军列阵的严整外，个人战技与应变能力，亦足以构成当中的成败关键。变革期内武人每喜以骑斗方式，作为两军混战前的序幕，充分表现争霸过程中的英雄主义，与欧洲中古时期骑士对斗的精神有着相似之处。唐宋之际，中国进人割据分裂局面，通过无数战事完成统一，军队间的短宾相接，几成为解决纠纷的共通方式。其间，作战理论正不断深化，与实战经验互相印证，促使战争文化迈向高峰。单骑决战，常于两军屯驻、列阵对垒下临时激活，反映两军权衡利害，以挑战与应战的形式，达至军事胜负。学者研究唐宋战争，素来重视行军与兵法的理论方面，较少从动态角度探析骑斗于军事战略中的意义，本文冀于此问题上略作补白，以作为变革期内军事文化的一个侧面考察。
     一、唐代的军阵理论与骑战的勃兴
     唐代重视战阵部署，代表着中国中古军事至成熟的阶段。春秋战国，随着铁器广泛使用于兵器战具上，车战的主力逐渐由骑兵和步兵取代，无论是左中右三军或前后左右中五军的布阵，马队均配置于前列及两侧位置，参杂步兵，负责急击行动，并作为居中主帅和后勤轴重的必然掩护。隋唐行军列阵的心得，继承自汉魏南北朝，史称唐代名将李靖创置的花军阵，即从诸葛亮的八阵变化中加以改良而来，加速马步军之间的成熟配搭。六花阵法，就是以马军为作战主体，将马步兵种相夹于六个方阵之内，即右虞候军、右前军、右后军、左虞候军、左后军、左前军，连同置中的中军，构成流动行军时随时可开列的七军形态。在(李卫公问对》一书内，且提及李靖认同曹魏治骑兵的理论，主张作战时应以“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至于“回军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的三个互为庇护的层次。而战骑一陷骑一游骑的职分，使我国中古时期的马军日趋精锐，成功建立起前线作战的阶梯。
     唐太宗以轻骑扫除群雄，显示马军的机动应变能力，有效作为突袭奇兵的一股新力量。为应付突厥人侵，武则天于万岁通天二年及圣历二年，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处成立武骑团，以加强国内马军实力。这些地方的马兵团，加上各种城傍兵及步兵种类，最终演为藩镇团结兵的基础。就河朔三镇的军力而言，大历十二年(777)的魏博七州和恒冀七州各拥兵五万，而平卢十五州则有十万之众，与建中四年(783)幽州十二州的兵数相约，已经是较强的藩镇。小型藩镇如襄阳六州(777)、凤翔一府一州(830)和泽潞五州(765)等，兵员约二至三万人。藩镇之间的战争，常止于联合数州四五万的兵力作定点招讨，与唐前期动辄以十万大军于境外作战，本质上呈现明显的差别。藩镇私兵有限，战争的动员规模与作战方式也相对灵活，在中央行军部署中常作先头作战的虞候角色，在藩镇行军体制中迅速冒升，担任藩镇禁卫军的领导力量。例如唐末五代时期，后梁将领徐怀玉“雄豪自任，勇于战阵”，以轻骑屡破敌军，任左长剑都虞候;后唐将领梁汉颗“善骑射，勇于格战”，伐蜀时为中军马步都虞候。王晋卿为周世宗北征的先锋，“督战有功，诏权控鹤都虞候，而韩重赞则“从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转(铁骑)都虞候'。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反映行军作战对地方军制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藩镇用兵，讲求部队的精良及行动的敏捷，马军的奔冲厮杀能力，尤为决胜的战争工具。山泽河野的不同割据局面，令敌我之间行军部署时，强调队伍的结阵方式。由于各藩镇私兵的力量相若，不易在战事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将领间倾向采取速战速决的弹性策略。于是，一种在战将之间流行的对决方式蔚然成风，成为冲锋陷敌前的序幕战。从两方对垒列阵，然后作出邀战与迎战，再发展至彼此大军合战，将帅间固守着一套战斗步骤，将武人的战斗礼仪推向高峰。宋代《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后集卷之第七门“挑战”条谓:“凡与敌战，营垒相远，势力相均，可轻骑挑攻之，矢兵以待之，其军可破。若敌用此谋，我不可以全气击之，法日远而挑战，欲人之进也。此处说明由唐五代人宋的战争经验，每当敌我实力均等，尚存相当作战距离，一方会先遣轻骑作主动挑衅，从而测试敌军虚实。值得注意的是，彼方虽深谙来者的试探动机，惟于不肯示弱下，依然愿意派员应战，由此容易触发格斗的局面。在一决胜负的共同心理下，胜者乘胜追击，败者丧师而逃，形势立时成为强弱立判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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