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泽胜的女助手张富云也回忆了她心目中的津泽胜：
     我与津泽胜大夫认识于1948年10月初，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河北获鹿县杜北村迁入石家庄市现址，当时医院有100多名日籍医务人员。
     内科主任是津泽胜大夫，中等个，微胖，能说汉语。我刚大学毕业，听说主任查房，特别紧张。报告病历后，他领着我们逐个查看病人，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耐心询问病人的症状，认真细致地查体。每次总能发现新体征、新问题，指出诊断和治疗方针，解决疑难问题。
     对我们工作中的差错，他从不呵斥，而且善意地说“这样不对或不好”，同时教你如何如何做。抢救病人时，他更是不分昼夜，不顾劳累地在现场指导，直至病人转危为安。他的精湛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受到全体工作人员和病人的称赞。渐渐地，我们由衷地敬佩他。他像老师，又像长者，至今仍然令人念念不忘。
     津泽胜先生是最早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之一。对八路军的政策有相当的认识了解。他的工作精神很快融入到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和平医院。他认为自己能成为这所具有光荣传统医院的一员是他一生的幸运和理想。他的善良和美德、工作极端负责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过众多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日本医生津泽胜与沙飞无冤无仇，而且为沙飞治病，为解放军的卫生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被沙飞枪杀完全是无辜的。
     沙飞为什么要枪杀津泽胜，是精神失常吗？历史沉淀之后，沙飞一案如何平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沙飞有着特殊的感情，华北军区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就出自沙飞之手。杀沙飞对聂荣臻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
     沙飞枪杀津泽胜事发后，如何处理沙飞的请示很快送到了聂荣臻的面前。沙飞的生死大权要由聂荣臻来决定。聂荣臻当时存有疑问，他当即提出：“沙飞精神是否正常？”
     聂荣臻希望能够找到证据。但由于沙飞是间歇性发病，其神经正常时，思维、言行与常人无异，书信也字迹清楚、文笔流畅。调查结果终于报了上来：“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最终，聂荣臻考虑到国际影响及中日两国的关系，无奈地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
    沙飞果真“神经健全”？事隔多年后，许多当事人提供了相反的事实和结论。
    沙飞生前的护理员郝德贵回忆：
    沙飞住院后情绪极不稳定，性情变得古怪多疑，有时甚至狂躁不安，这种现象下午为重。
     在我的记忆中，沙飞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视，每当谈起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时，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和他的愤恨心情，对于没经历那场灾难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甚至憎恨所有日本人，包括为他治病的津泽胜也不例外。
     进入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和警卫员陪沙飞在院子里散步，他忽然问我：“小鬼，你说津泽胜是不是好人呢？”我当时想，他怎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呢？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好人。”沙飞听了很不高兴，生气地说：“你这个小鬼太单纯了，看问题太片面，你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津泽胜要我多散步，冬天多晒太阳，这表面上看是为了病人好，但是只是想通过散步消耗我的体力，通过晒太阳，利用紫外线杀伤我的细胞减少我体内的抵抗力。这就好比他平时给我透视照相一样，想利用放射线杀灭我体内的细胞，借此达到他杀人的目的是一样的，你怎么还说他是好人呢？”
    我和警卫员看他越说越离谱，情绪越来越激动，赶紧把话题岔开，劝他回病房休息。回来后，我把沙飞的情况向医生作了汇报。
    2007年1月，津泽胜的助手张富云在和平医院建院79周年时，作了这样的回忆和分析：
     沙飞有严重失眠，抑郁的心情，津泽主任也常给予耐心解积安抚。沙飞平时对医生、护士语言不多，但也平易近人，性情内向，有时他很幽默。沙飞入院后经一年多的休养治疗，肺结核病己吸收钙化痊愈。他要求出院，经津泽主任审查他的病情之后，同意病人意见可以出院。
     事发后，我和同志们也一起议论过，以沙飞那样的高级干部，怎么会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对日籍医务人员参加我院的工作持那么大反感呢？怎么能对勤勤恳恳地为他医治好了疾病的津泽主任那样怀疑和仇恨，竟不顾国法军纪而致人死地呢？
     今天回顾事件发生的原因：一是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缺乏临床实际经验。当时的医学水平对精神病知识了解甚少，经验不足。对沙飞病中的长期失眠，忧郁焦虑症状，认为是他长期战争紧张过度造成的，是结核病的一般心态，未能考虑他是精神病病态，应给予必要治疗。经过我几十年临床工作经验，也治过不少精神病人，目前医学对精神病的理论也丰富多了，被人们重视多了。以现在医学分析，沙飞具有典型精神病的表现，如抑郁、焦虑、偏执、多疑等症，这种抑郁症常会导致自杀或伤害他人的行为，过去我们没认识到，对他的某些语言总是向常人方面想，可能是文艺家的语言性情。
     其二，原因是医院从战争年代延续过来，没有正规的管理制度。譬如，战争年代，住院的首长都带着警卫员、马夫、手枪，这是造成这一事件的重要条件。这次事件的性质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人杀害了一位无辜的医生。
     笔者从和平医院的历史资料中，看到了当事人还有这样的回忆：由于津泽胜是科班出身的日籍医生，又在医科大学当过教授，所以很注意仪表礼节，工作起来严谨认真，不苟言笑。这一切在沙飞眼里，都好像带着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飞起疑的是，津泽胜在给病人切脉时，那食指和中指轻按病人脉上的手势，同他在电报局发电报的手势几乎一样。有时还一轻一重地一按一点，简直就是把病人的脉腕当成了发报机的按键了。因此沙飞断定，这个表面温文尔雅，面颊时时浮现谦和微笑的大夫，一定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另一个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对沙飞施行“叩诊”，被沙飞称为“重打诊”，认为完全是津泽胜的帮凶。
     沙飞一生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鲁迅。沙飞曾对着名画家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后来沙飞在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
     目睹了日军的惨无人道，沙飞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这种病情爆发是瞬间、短暂的，平时与正常人一样，当时的医疗手段和医疗技术很难作出准确的诊断。
     沙飞事件发生近半个世纪后，在其亲属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经由专门的精神病研究机构对沙飞的病案反复论证后，作出诊断：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