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六日上午，我又一次驱车来到叶剑英同志家里，诉说了自己看了近两天来报纸上宣传的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文章后夜不能寐的心情，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盘托出。我说，事不宜迟，如果再不动手，江青、张春桥等人就要动手。如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落到他们手里，就要走大弯路了。叶剑英同志坚毅地告诉我说，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当即拿起电话要通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说萧劲光同志对解决江青、张春桥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很重要的看法，请你抽时间当面与他谈一谈。估计华国锋同志当时正忙得脱不开身，叶剑英同志让我在他处等一等。十几分钟后，叶剑英同志再次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华国锋同志还是没有时间。临近中午，叶剑英同志留我吃饭，我没吃，就告辞了。
     当时的叶剑英，的确是军队中广大干部的希望所寄。这一年2月间毛泽东在病重中批发的中央文件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不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由两年前从沈阳军区调来的陈锡联主持。由于当时毛泽东已病重且言语不清，从辽宁来的毛远新担任了对外的联络员。这份文件的意思，明显是想让毛远新对军队施加影响。尽管如此，可是叶帅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干部。
     这种用中央文件形式，异乎寻常地发出叶剑英“生病”的通知，在军队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严重的反响。有些军队领导同志以为叶剑英病情严重，纷纷写信或打电话询问，当他们知道叶剑英身体仍健康时，便恍然大悟，方知所谓“生病”通知的特殊用意。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带着忧虑经常不约而同地来到叶剑英家里，尽管这时叶帅已经“靠边站”。
     在这种被宣布“生病”交权的情况下，叶剑英仍分别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萧华等高级将领。他分别嘱托他们要严密注意形势，特别是要在各自的岗位上，注意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防范万一。在毛泽东去世前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也服从叶剑英指挥，并与推荐他到中央来的毛远新实际上划清了界限，对于粉碎“四人帮”也起到了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锡联在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受那个“东北太上皇”毛远新的驱使，干了不少错事，由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到众多批评并为此而辞职，不过在1976年那个关键时刻，他还是站对了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后来在提出要陈锡联检讨的同时，还是肯定了他过去的功绩，中央顾问委员会仍安排他担任了常委。陈锡联在暮年发表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邓小平对他的评价，那就是知道他是“没有野心的”，“是不会造反的人”。
     1976年夏天，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众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将军们住在301医院，都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从狱中出来以后，长期住在这里。有一天，他受老同志们之托，来到西山探望叶帅。刚走进客厅，还没开口，叶剑英就转过身来，伸出手，向他走来。
    “叶帅，您身体很好噢！有人造谣，说您生了病！”
     据傅崇碧回忆说，叶剑英一面向沙发走来，一边幽默地说：“崇碧，我们是同案哟！我是二月逆流，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我是杨余傅事件的后台！”
    傅崇碧当时忧虑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差点被他们整死！”
    “鹿死谁手，等着瞧吧！”叶剑英当时大声地说着，随即开怀大笑起来。傅崇碧看到叶帅很高兴，一定是有什么底牌，便连忙询问。
    这时叶剑英举起右手，微笑地伸出四个指头。他胸有成竹地讲了四句话，精辟地分析出当前的形势：
    “一、不要紧，他们没有抓到我们什么东西；二、他们积怨甚多；三、要进行斗争；四、要讲究方法。”
     讲完这话，叶剑英突然从沙发前站起来，来到大玻璃窗前的一架钢琴旁边，兴奋地拉开琴盖，弹起钢琴来，真是一副儒将的气度。傅崇碧看到这一情景，心中马上有数，说了声“叶帅，祝您健康长寿”，便告辞回到301医院。
     回到医院的傅崇碧，立刻把会见叶帅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断腿重伤的罗瑞卿和聚拢过来的其他老将们，寂静的病房里顿时喧嚷沸腾起来。
    “干吧，老子准备再拼一次！”
    “他们抓了我们一次，坐了几年监，难道我们还要吃二遍苦吗？”
    “老家伙们，做好准备，拿起武器！”
     当时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经过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调整后，都明显地站在江青一伙的对立面，海军、空军、二炮和总参、总政和总后的领导也是同样的态度。作为共和国支柱的人民解放军完全站在反对“四人帮”一边，这为十月的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当时“四五运动”虽遭镇压，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四人帮”的态度，完全如同当年的报道所通用的语言，便是“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各省区的干部中除了少数“造反起家”的品质恶劣的人之外，也都盼望着早一天把那伙祸国殃民的家伙清除，这就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