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从这一劝告中如何就能看出邓文所谓“如果中共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一石二鸟”的意思呢？尤其是，说让中共出兵，是意在要“消耗其实力”，实不知所据为何？
     在上述两则资料中，唯一有所不同的，只是唐纵的记述中多了一句刘为章的提议，即：“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发动各机关各团体促中共出兵抗日，充其量也只是“激将”之一法，与“消耗其实力”的推理似也不成逻辑关系。何况，唐所记为刘报告称，此一提议“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此一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出兵的提议，是蒋的意思。相反，倒是可以看出，这是刘根据蒋嘱其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因而自己有此提议的。说中条山战役期间“策动社会舆论出面向中共喊话，其背后的操盘手……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亦恐未免有些武断。
     而且，不仅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不出蒋介石让中共出兵的意图中，有“消耗其实力”的意思，就是当年记述上述两段话之人，也没有听出蒋的这个意思来。
     徐永昌听出的是，蒋介石这时因为害怕中条山作战失利，因而试图用这种方法逼中共出兵相助。故他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其解释称：“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1页。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
     唐纵听到此话，和徐的感受不同，他是在心中感佩“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但这也不是邓文解释的意思。要知道唐感佩什么，则需要多读几则唐的日记，了解唐这段话究竟是佩服蒋的何贤何能。
     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张厉行压制肃清之策，唐对此颇感担心，一直主张处理中共问题应“深思筹算”，“不能简单决定”。因而对蒋介石“想缓和中共的决裂”，极为赞成，叹其“谋国之心，亦良苦矣”。中条山战役开始前和战役开始后，唐还两度正式呈文说明反对从军事的角度来设计解决中共问题的办法，“主张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加强)宣传的战斗性以瓦解中共”见唐纵日记1941年2月20日，3月25日，4月20、21日，5月17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92、198、202—203、209页。。
     不难看出，不仅唐想不到用逼中共出兵以消耗中共的办法解决中共问题，而且在他心目中，蒋也不是如此“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在唐纵的眼里，只有共产党的领袖才是这种人。见唐1941年4月28日见张国焘后所记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05页。之人。因此，他之佩服蒋在这一问题上之“贤能”，显而易见也不是因为蒋想出了什么“消耗其实力”的办法，而是蒋想到了唐苦心孤诣想要运用而不可得的“用政治方法解消共产党”的具体手法，即借助舆论使中共或不得不出兵抗战，或为保实力而冒失去公众舆论同情自陷于道德困境的危险。
     记述蒋介石上述言论之人如此解读，那么提出这一做法的当事人蒋介石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对此，邓文估计因缺乏材料，因而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明。故这里需要就已知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稍加梳理与分析。
     据国民党军史资料，国民党方面是在4月20日开始研究日军进攻中条山的危险局势的，蒋介石25日开始考虑加强中条山及洛阳、潼关防御工事问题，而有关军事部署是5月2日正式发出的。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着：《抗日战史(晋南会战)》，1981年，第7页。从蒋日记看，他当天已经读到这一文件，并且注意到日军大规模增兵晋南，有渡河进攻洛阳、甚至西安的危险。但一连几天，蒋介石都估计，第一，日军“决心肃清我在晋各部队”；第二，“日军必不敢过河侵洛(阳)潼(关)”。因此，他的计划仍是如此前几次中条山抵抗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样，决定集中力量于晋南，与敌一战。
     从探报得知，此次日军调动兵力极多，故从蒋介石到徐永昌等，都颇感紧张，担心这次作战未必能够保住中条山根据地不失，害怕再遭败绩。但蒋介石最初还是坚决否定了将晋南部队南撤过河的意见，他的态度是：“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虽被其歼灭亦所不畏”。当然，他在内心反复安慰自己的话是：“无论胜负，已尽人事。故此心泰然无惧，即使晋南失守，亦不过如此，并无妨碍我抗战之计划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2日、3日、6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并参见《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99页。
     由战役发生前数日蒋日记所记情况，可知蒋介石这个时候确实陷于中条山保卫战的严重危机感之中。换言之，徐永昌的判断理当不错，即蒋介石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明知中共已经因皖南事变与中央政府撕破了脸，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改变中共军队必须按照“中央提示案”命令撤至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要求，他却置中央政府的颜面于不顾，反过来想要求中共帮忙了。因此，蒋介石国民党这次在做法上固然是采取了用公众舆论来施压的所谓“激将”策略。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蒋是在求中共出兵帮助减轻中条山失守的危险，而非真的是想要引诱中共出兵，利用日军来打击削弱八路军。
     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是这个时候饥不择食的还不仅是一个蒋介石，而是整个国民党高层，甚至包括理当亲共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内。
     据徐永昌日记记述，5月7日下午日军开始发动全面攻势，8日下午刘为章提议用民意逼迫中共出兵援助，9日上午党政军会报中崔可夫也明确提出建议，主张立即下令让八路军出兵助战，以牵制进攻日军。会议当即决定两案：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名义下令并说明，日人乘我内部摩擦将侵及洛、潼，八路军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
     对此，似乎只有徐永昌持有异议。他当场表示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
     考虑到如此要求八路军出兵，不仅有碍中央颜面，而且自毁“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皓电”之明令，故当晚徐又专门打电话给蒋介石，强调说明：“共军之打敌与否，全视与彼有利与否，如其有利，我不要求彼亦打(开战前及开战初为证)。否则，乘我要求，答我以必打(其实是看我打，遇机尚要捡我便宜)而不打。事前是宣传，事后是要求。我必落个急时抱佛脚，事平不还愿。”他的意见，应告诉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日要中共出兵之话是警告性质，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他们，以免自降身份，使中共自认奇货可居。他说：“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
     对于徐永昌的意见，蒋亦认为有理，因此他在电话中表示赞同，并说明照此意见交由刘为章再向周恩来进行转达。只不过，蒋介石内心还是希望八路军能够出兵。因此他仍旧提出，刘为章转达时要加上“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一句。他显然认为这样讲会更有“激将”的作用。《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时的日记中对其授意刘为章要求中共出兵之事，完全没有记载。了解蒋记事习惯者都很清楚，蒋对自己认为重要且颇感得意之举，一向是有闻必录的。蒋对此一句不提，恰好可以印证他本人这时对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得意，更非深谋远虑，很可能恰恰是病急乱投医的一着，因而有意不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有关蒋将中条山之役与中共联系起来的日记，只在9日的日记中才有出现。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重申日军“决无渡河攻洛之兵力”的同时提到：“中共藉(借)此要胁(挟)，应淡然处之。”《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9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这后一条显示，他这一天已经得到了延安方面8日回复的意见，即“配合作战”“不成问题”，唯须先“解决新四军问题”、“速发饷弹”和“停止反共”等。对此，蒋因无法让步，自然视为要挟，但因无可奈何，故颇感无奈，只好“淡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