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伯：如果静养肯定养不下来，他感到还有事可做，不是那么孤独。他睡在担架上，很多叔叔来给他介绍敌情，他就讲怎么打，结果后来一打准胜。所以当时在淮南就说我父亲能掐会算，神了。所以这些老叔叔们都信任他。这对他是很大的鼓舞，因为他是以打仗为生的人，一天不打仗就不行，他在延安跟毛主席讲，我一打仗病就好了，主席讲这是你的发明。
    记者：您父亲曾经多次病危，有没有撑不下去的时候？
     徐文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很乐观。有好几次病危，他却反过来安慰妈妈、安慰我们。说人总要有一死嘛，这个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能安慰他，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们，不要哭，说好多同志牺牲了，刚才还在说话，一出门就牺牲了，这种事情不是很多吗？
    1945年，日本投降了，父亲讲我这个老病号把小日本给熬垮了。他总是这么乐观。他相信：总有一天我能站起来。
     1956年，他被选为八大代表。这时爸爸在大连恢复得很好，能走得很远。到北京的第二天，主席打来电话要见爸爸，他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爸爸下车，毛主席已经在门口等他了。毛主席那个院子很大，他们手挽手就这么样走进去了。
     我记得当时爸爸还跟主席讲，他很惭愧，你给我的任务没完成。毛主席讲，不是你没完成，是你病了嘛。1956年开会，中南海他都能走进走出，那时身体确实是好转了。到1958年，他想试一试，看看身体到底怎么样，就回老家。到了武汉参观、回老家，因为心脏不好，又病了。本来他想跟主席讲要正式工作，但这时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某种军人的尊严和荣誉在支撑着他。过了这么多年，有一个场面我记得特别清楚。1944年春节，新四军二师四旅，一个旅连以上的干部全都来了，200多人，好家伙，大炮仗，大竹子挑着20多挂炮仗；军号，一个连的军号吹着，来给爸爸拜年，全部到爸爸面前行军礼。爸爸起来，坐起来。这是1944年的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非常壮观！那个场面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全城老百姓都来看……疾病几乎是在瞬间彻底改变了徐海东的人生轨迹，在经历过辉煌后他面对的是人生突然的寂静，而比他早年传奇更令人敬服的是他面对淡泊的平静。
     逝去的岁月和往日的荣耀已经成为共和国一段永远难忘的历史，这位战斗不已的战士仍旧顽强地前行，他敬献的是一位军人对祖国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