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给毛派来了一个新勤务员。小伙子十分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毛会面的情形，当时他称他为“毛委员”。
        “我……好奇地望着他，”年轻人后来回忆道，“他穿一身和我们一样的灰色军装，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上衣口袋显得特别大。他的黑头发和苍白的面色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他显得有些太瘦。”1
        毛转过身来欢迎他的新助手，而他直到早晨时，还是红四军司令部的一名号兵。“你姓什么？”他问。“姓陈。”这位战士回答说。“叫什么名字？”“陈昌奉。”“十几啦？”“16岁。”“为什么当红军呀？”“红军好，打土豪！”
        这时毛指着一把椅子，示意年轻人坐下，很有兴趣地问他：“你们家乡有土豪吗？”“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
        陈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身世。
        “很好！”毛说，“以后在这里要好好地工作和学习。你能写自己的名字吗？”
        陈站起来，难为情地捻着衣角小声地说：
        “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
        “以后要学会写……”
        后来，毛替他的勤务员写过一封家信，经邮局寄给他的父亲。
        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
        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挂包拿着雨伞，他的勤务员背其余的东西。到了宿营地，勤务员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就是毛的床。
        毛晚上睡觉很少，吃过晚饭便点上小马灯，打开挂包，拿出文件、地图、书籍和纸笔就开始工作，有时一直到天亮。
        陈回忆道：“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在旁边坐着，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有时竟伏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打起鼾来……常常在半夜时分，主席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醒来，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来。因为没有脸盆，他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他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
        一次，陈把毛剩下的一点饭倒掉了，第二天毛便问：
        “陈昌奉，昨天剩下来的饭呢？”
        陈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批评他说：
        “群众的每一粒米来得都不容易，一次剩的不准倒掉，留着下一顿再吃。”
        4月间，李立三发起了一次攻势，导致了共产党严重的失败。李批评毛的保守主义，命令他去上海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命令红军展开猛烈的进攻，以赤化整个华中。毛后来称：“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李认为蒋介石和军阀之间旷日持久、消耗实力的内战，造成中国政治局势的混乱，从而给共产党打开了夺取国家政权的大门，反过来，毛未理会让他去上海的命令。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国际新闻通讯》（《Lnprecor》，10：14）上，登载了毛的讣闻。以后又出现过几次这样类似的过早通告。
        1930年5月，毛在百忙中写了一本教育性的小册子，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