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计铤而走险，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时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我们住在杭州，无异于进了虎穴。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同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又得到新的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他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毛主席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有个手令，也没掌握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根据了解到的种种情况，思想上、行动上已有了充分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接电话的是陈励耘的秘书。他接到电话后，马上就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情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
    秘书说：“能。”
    我就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我得到这个情况后，就找张耀祠交代：“赶快去找专列乘务组同志，将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移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以便防晒。张耀祠很快就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的专列9月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保卫。”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接着又问：“你的意见是……”
    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1个，就是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便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