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于1946年2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会上将讨论国民党在战后的大政方针，这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大会有几个速记人员，轮流记录、整理，沈安娜不能参加全部会议。她与机要处印刷股长沈达之关系很好，印刷股虽属重地，但沈安娜能随便出入，有机会她就取回这些会议文件。
     国民党机关内部有个规定，经过中央党部秘书和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党部人员的亲属到大会担任临时工作人员，沈安娜为全面了解会议情况，就向处长张寿贤建议将自己的丈夫华明之调来大会工作。张对沈安娜完全信任，表示同意，于是华明之就进入了大会速记组担任记录稿的文字修改和校对工作。这样，沈安娜就将大会的全部情况都掌握了，然后通过联系人送交南方局。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于3月11日召开的两党代表会议上，义正辞严地批评了国民党企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
     1946年3月到4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两次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进一步策划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利用与共产党谈判，争取时间，依靠美机、美舰，迅速向各战略地区调兵遣将，向中共解放区进攻。中共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情报，以及其他来源的情报，针对对方兵力部署做出相应的决议，同时通过宣传机构公开揭露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秘书处、机要处追查何人走漏消息。处长张寿贤把此事告诉了沈安娜，她暗自考虑了对策，沉着应战。
     沈安娜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在国共战略决战的三年中，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她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官员的军事报告，特别注意蒋介石的言行，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国民党内部的每一次跳动都被清楚地记录下来。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这时，沈安娜也只好和别人一样搁下手中的笔。但她知道，蒋介石越是不让记的话，恰恰也是中共最需要了解的。她就细心地在心头默记，到休息时间，她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做出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还是想办法把速记材料带回一份，回家后赶快译成正式文件送给南方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