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人，厉有为，比王蒙的处境更加糟糕。在1997年早春的某一天，这位深圳市委书记和中央候补委员拿到一份材料，只看一眼就吓了一跳。不能怪他胆小，任何人看了都不免心惊。那上面指名道姓地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精心准备抛出“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十八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如此辣笔，可以算做“文化大革命”结束20年来对一个党的高级官员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它被附加在厉有为的报告首页，报告则被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册，广为散发，以至在1997年剩下的几个月中，“厉有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台前的风雨通常会有幕后的乌云，厉有为就是在这一次有了这个体会。他倒是不怕那些公开身份批评他的人，“如果我有错误，他们可以批评嘛”，他这样说。让他觉得恐惧的是那些“隐身人”。他们连家门也不用出，只给某某部门或者某某领导打个电话或者写个信，要求发起批判厉有为的运动，运动就真的开始了。厉有为成为一大批学者和官员的攻击对象。攻击者全都很有经验也很有地位，知道从何入手效果最佳。他们采取吹糠见米的战术，先把他的言论铺陈开来，寻找其中破绽，痛加鞭笞，然后集中攻击他的职务，最后则须指出他根本没有资格做一个中央候补委员。
     现在回想当初情景，其实说“厉有为风波”并不准确，因为这场风波并不是厉有为发动的。所谓他的“宣言”和“纲领”，也只是他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时的一个发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厉有为后来这样说，“居然有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发动了一场大批判。”从法律上说，此举是有侵权之嫌的。然而让厉有为更加不能接受的是，那些人让他赤裸裸地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体无完肤，他却始终不知道人家是谁，甚至在一年零八个月后，事情已经平息，他还在莫名其妙呢。共产党诞生76年、新中国成立48年，政治批判不计其数，可是发生这样的故事，倒是第一次。以往的批判者总是大义凛然、有头有脸的，从来没有谁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倒是被批判的人有时候不能留下姓名，只被称做“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者“前领导人”云云。现在，情况居然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