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保战役后，我不幸在一次实战演习时，因为一个士兵误踩日军地雷，当场死伤了好几个人，我也负了重伤，弹片从右肋穿进体内，右腿膝关节也飞入弹片。我被送进了密支那后方医院，受到美国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
    1945年5月，我所在的第50师从缅甸腊戍回国。走到梧州时我们知道日本人投降了，改向广州进发，我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
     辽沈战役后投诚，宁做普通人部队驻防广州时，我天天看报纸，特别关心国共两党谈判，希望和谈成功。传言我们要调到日本去做占领军，但如果谈判失败，就要调到东北去打内战。
     国共内战到底在东北爆发。1946年2月，我从香港九龙登上美军第七舰队的登陆艇，调往秦皇岛。接着坐火车向锦州进发，后来转到沈阳。我参加过最惨烈的战役莫过于1947年初的德惠之战。我当时已经是副营长了，守在德惠最南端的山东屯。对手的炮打得很密集，据说德惠一百里外都能听到震耳的炮声。山东屯最后失守，后来我建议用重炮堵截。这一仗国共军队的伤亡都很大，从山东屯一处清理出的共产党军队尸体就达200多具，孙立人、陈明仁他们当时都流泪了，我也流泪了。死得太惨了。潘裕昆也说，一将成名万骨枯，死了这么多人，中国人的价值在哪儿呢？大家都很伤心。那一仗，我们因为守德惠有功，50师149团被授予“中正团”，潘裕昆升任新一军军长。德惠战役成为国军的经典战役，据说至今台北市还有一条德惠路作为纪念。
     随后的日子里，国军渐渐失去斗志，但是当时哪里想到过国民党会垮台？我还依然过着太平日子。1948年春，我的部队驻扎沈阳辽中县茨榆坨村时，经过一位同事介绍，我和三台子的一位女中学生结婚，当时我是少校团副，和营长平级。婚礼办得很风光，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出席了婚宴，还派自己的座驾让我去接新娘。不过，当潘将军看过妻子面相后，他断言我们的婚姻不会白头到老，果然让他言中。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承受巨大压力的妻子，最终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我离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