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着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着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着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着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责任编辑:郝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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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 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不可能继任总理。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成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1976年2月2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 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也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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