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新成立的中国公安部，对这些间谍组织的具体情况却知之甚少。如何破获间谍案，对于新中国的公安部门来说，是一个全新又复杂的领域，这必将面临重重困难。
    郝在今：因为中共这些保卫人员多数对外国情况不熟悉，而且外国间谍呢，他的技术手段比较先进，他那个活动范围也大。
     解说：只有当真正介入调查炮轰天安门阴谋案时，孙有光才亲身体会到了处理外国间谍案最大的难度并不在于具体的侦查手段，而是难在介入了复杂的政治和外交的因素。
     孙有光：咱们当时破这个案子，凡是破这种牵扯到外国人的案子，都得经过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哪一天破案什么。另外他们的活动你每天都给毛主席周总理汇报，他们都知道。特别外国人牵扯到外交的，必须经过周总理，他是外交部长嘛。
     解说：1949年2月，毛泽东就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这一通俗的语言体现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鲜明特点，但是对于涉及外国间谍的一切事务，中共高层又采取的是慎重和灵活的态度。
     杨清：因为它牵扯到外交关系的问题，如果尺度掌握不好呢，它掌握不好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比如说炮轰天安门未遂案，就是公安部和外交部紧密配合的。
     朱振才：比如说这个时期，我们也破了一些英国的案子，英国的间谍，但是英国当时正要急于和我们建交，我们可以不逮捕，我们采取别的方式或者把他挤走，叫他感觉到我们在侦查他，他害怕了，走了，我们采取别的方式。所以反间谍斗争处理方式是灵活的。
     解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并没有关闭对外的大门，对新中国友好的一切外国友人，依旧可以自由的出入中国。外国间谍乘机而入，他们以各种职业作为掩护，掩藏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中。
     孙有光：杨部长就对这些外国人做出分析，他说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有这么五种类型。第一种就是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侨民，就是普通侨民。第二种就是外国驻中国的使领馆这些人，跟国民党有外交关系的，有使领馆，这些使领馆撤走以后，这些人没有撤走。
     郝在今：有的是后来通过经商啊什么渠道，有意派进来搞情报的，就这几类人员对他们进行分析啊，发现除了第一种人员，是正常的社会交往以外，后几种人员里面潜伏特务的可能性非常大。
     解说：如何挖出这些潜伏在暗处的外国间谍，确保新生政权的长治久安呢？1949年7月所有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侨民全部到一个叫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外侨管理科的部门进行登记，这其中也明令外国使馆人员，一律按外侨登记。
    外侨管理科一个看似普通的部门里，却是暗藏玄机。
    朱振才：表面是治安处要进行登记，实际工作是我们的侦讯处在里面进行工作。
    孙有光：要查这些人过去他什么时候来中国的，来到中国以后干了一些什么，在什么地方任过什么职务，有没有特务间谍身份。
     解说：这是把公开管理和秘密侦查结合起来的一种高明的手段，通过这次登记，一些有嫌疑的外国间谍被北京市公安局列为调查的重点。这其中就包括1950年破获的炮轰天安门阴谋案的几名主犯。
     这种外侨登记制度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第44观测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他们最终决定撤离大陆，但在撤离前，他们秘密派遣了一些情报小组，继续潜伏在中国大陆，陈守铭所在的沈阳潜伏组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