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突然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其过程大致是；上海解放初期，潘汉年作为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曾负责分管公安工作。扬帆在公安工作中所作的各项决策和采取的若干措施原则上也部得到过潘汉年的同意与支持。但当公安局被检查出有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时，首先是扬帆被抓住不放，后来又与饶漱石挂上了钩。在长达4年之久的反复检查、审查过程中，潘汉年一直被认为并无直接责任。因此，他除了在某些场合从领导工作角度作过一些自我批评主动承担部分责任外，从未被牵连进去。
     后来在分管财经建设工作中，工作成绩依然令人瞩目。特别是在协助陈毅主持“三反”、“五反”运动时，他对政策的把握和处理问题的稳妥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好评。1955年3月，他到北京时是以党的代表兼上海党的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会议期间，他参加了会内外的一切正常活动。只是到会议临近结束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会上号召所有与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或是有所牵连的干部应主动向中央或口头报告或写出书面材料作出交代时，潘汉年在思想上方受到很大震动。他感到上海公安工作中的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既已被定性为一宗政治案件，扬帆也已被定性为饶的反党联盟成员，那末，他和扬帆、饶漱石都是有过直接工作联系的，在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上，他自然也有一份难以推卸的责任月B个关键的当事人胡均鹤正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去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也不能毫无干系。尤其是他和胡均鹤在抗日时期的一段特殊联系，当年他在策反汉奸李士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联络人。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根据地到上海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将他骗到南京去，并且用挟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此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当初参与其事的胡均鹤既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当时的有关情况向有关部门交待。会见汪精卫一事虽然未损害党的利益，但长期未将此事向组织报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经反复考虑，潘汉年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便鼓足勇气向中央写了一份材料，将他和胡均鹤在抗战时期有过的联系以及被强拉去会见汪精卫的经过一一作了交待，检讨了自己长期未向组织报告的错误。